(一)中國穆斯林的文學成就

     中國穆斯林的文學成就，可分為三大類：作家所寫的書面文學、民間流傳的文學、翻譯文學。

     中國各族穆斯林的學者、文學家、詩人，蜚聲于文壇者，英才輩出，代不乏人。其中如10世紀的李{王旬}、李舜{王玄}兄妹，11世紀的尤素甫?哈斯?哈吉甫，12至16世紀中葉的阿合買提?玉格乃克、薩都刺、蒲壽成、丁鶴年、李贄、鎖懋堅、魯特菲、賽卡克、納沃依、阿布都拉合曼?加米，16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丁澎、沙琛、馬之龍、薩大滋、翟里力、阿布都熱衣木?尼扎里、毛拉畢拉勒、吐爾杜希、赫孜爾、唐加勒克?焦勒德、黎?木臺里甫等人，他們都有傳世佳作。有許多作品，無論在本民族、在中國、在世界的文學史上，都占有著重要的地位。如回族薩都刺的詩詞《雁門集》，李贄的《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續(xù)藏書》，維吾爾族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爾智慧》、阿合買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門》、阿布都熱衣木?尼扎里的《熱碧亞與賽丁》、塔吉克族阿布都拉合曼?加米的長詩和散文、哈薩克族赫孜爾的《薩里哈與薩曼》，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杰出作品。

     幾乎每個穆斯林民族都流傳著許多民歌、故事、傳說、寓言、童話、笑話、敘事詩、英雄史詩、格言、諺語、謁后語、謎語等。它們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是探求各族穆斯林的歷史發(fā)展、經(jīng)濟生活、文化源流、風俗習慣、民族性格的寶庫。在這座寶庫中，洗如煙海的民歌，豐富多彩的民間故事，幽默風趣的笑話，規(guī)模宏偉的英雄史詩和民間敘事詩，尤其引人注目。

     民歌，以西北地區(qū)回回、撒拉、東鄉(xiāng)、保安等民族的花兒、小調、宴席曲、撒拉曲、勞動號子、兒歌以及云南回族的唱調子、猜調最為著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花兒?；▋?，又稱“野曲”。具有高亢、優(yōu)美、悠揚動聽的特點，善于用比興手法，抒發(fā)豐富的感情，有很強的藝術魅力，深受西北各族人民群眾的喜愛。臨夏回族自治州，舊稱河州，是公認的花兒故鄉(xiāng)。在這里，花兒深刻地反映著社會生活，扎根在人民群眾的沃土中，流傳在各族穆斯林的口頭上，猶如璀璨奪目的萬頃波光，緊緊地伴隨著歷史的長河，閃耀在偉大祖國音樂文化的巨流之中。近年來，臨夏回族自治州歌舞劇團在傳統(tǒng)花兒的基礎上，推出極富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花兒劇《花海雪冤》，一舉成功，榮獲1985年甘肅省戲劇調演特別獎，為中國戲劇舞臺又增加了一個新品種。除西北地區(qū)的花兒外，云南回族人民喜聞樂見的猜調也是民歌中的佼佼者。這種猜調語言通俗活潑，生活氣息濃厚，想象力豐富，余味深長，朗朗上口。一曲《小乖乖》，經(jīng)歌唱家們的整理和演唱，早在50年代即已風靡全國，燴炙人口。

     各族穆斯林的民間故事，內容極其豐富。僅以回族民間故事而言，有從《古蘭經(jīng)》中脫胎演義出來的《人祖阿旦和女媧的傳說》、《爾里的奇遇》，有反映回族來源的《回回的來歷》、《回族結婚時追馬的來歷》，有歌頌本族英雄、學者的《杜文秀的故事》、《賽典赤的故事》、《鄭和的故事》、《王岱輿盤道》、《一字師》，有反映人與自然斗爭的《插龍牌》、《金?！?、《斬蟒巴巴》，有歌頌勞動人民聰明才智的《牛鉆山》、《壓眉毛》，有嘲諷貪婪、吝嗇、懶惰、自以為是等人物的《懶媳婦》、《兩上阿訇講學》，有反映人民善良、敦厚等品德的《水淌花紅》、《康熙爺吃窩窩》，有關于地方風物傳說的《六盤山為舍藥材多》、《銅牛搬家》、《納家營的來歷》，還有在云南回民中廣為流傳的《小神子的故事》和各種動物故事。在這些故事中，表現(xiàn)了穆斯林的倫理道德觀念、善惡是非標準、風俗習慣及其來由，洋溢著深郁的民族風格。

     在新疆突厥語民族穆斯林中，笑話流傳甚廣，如《納斯爾丁阿凡提的故事》、《毛拉則丁的故事》、《賽來依恰坎的故事》、《考加?納斯爾的故事》、《阿勒達爾?科沙的故事》、《吉林謝的故事》，都是頗受各族人民喜愛的。這類故事短小精悍，幽默風趣。它們的主人公聰明機智，身分地位可以千變萬化，從百姓到王公大巨，從商人到宗教職業(yè)者，五行八作，無不為之。無論以何種身份出現(xiàn)，他總是站在勞苦大眾一邊，站在善良、正義一邊，嘲諷和捉弄權貴，揭露其丑惡和貪婪，鞭撻非義，伸張正義。其中特別是《阿凡提的故事》，早已跨越了民族的界線，阿凡提已經(jīng)作為幽默、機智、公道、正義的化身，為全中國人民所熟悉。數(shù)百年來，這些笑話在新疆各族穆斯林中不斷地流傳、加工、充實和發(fā)展，成為中國文學園地上的珍品。

     在新疆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游牧民族中，蘊藏著內容深廣、規(guī)模宏大的英雄史詩和民間敘事詩。據(jù)說僅哈薩克族的民間敘事長詩就有200余首，世代為阿肯（歌手）們所傳唱，其代表作有《陳爾帕米斯》、《闊布蘭德》及《阿爾卡勒克》等。柯爾克孜族的英雄史詩《瑪納斯》，更是名聞中外，它規(guī)模宏偉，風格粗獷，共有8部、20余萬行，敘述了瑪納斯祖孫八代的英雄業(yè)績，其中有驚心動魄的戰(zhàn)爭描繪，優(yōu)美動人的愛情故事，奇異迷人的神話傳說，引人入勝的風土人情。這部充滿強烈的英雄主義和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史詩，不僅是柯爾克孜人民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文學的瑰寶。

     除上述作家所寫的書面文學和民間文學之外，各族穆斯林在文學作品的翻譯方面也有卓越的貢獻。埃及著名穆斯林詩人蒲綏里（1212-1296）的優(yōu)美頌詩《兗衣頌》，在清光緒十六年（1890），由回族學者馬安禮用詩經(jīng)體裁譯成漢文，名為《真境花園》，作為回族經(jīng)堂教育的重要讀本。1796年，維吾爾族文學翻譯家帕佐里?哈姆希?葉爾坎迪，成功地將波斯人菲爾多希的名著《帝王書》譯成維吾爾文。1811年，維吾爾族詩人艾里?馬納赫，收集并翻譯了中亞和新疆20多位著名詩人的詩作，將其匯編為《巴雅孜》維吾爾文詩集。此外，如納訓譯的《一千零一夜》，馬興周譯的《阿拉伯童話》，馬堅譯成阿拉伯文的中國《論語》等等，對加強中國人民與阿拉伯、波斯、中亞人民的相互了解、文化交流，都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二)中國穆斯林文學的特點

     首先，中國各族穆斯林的文學作品，明顯地接受了阿拉伯、波斯及中亞地區(qū)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在文學形式上，那些以《福樂智慧》為代表的維吾爾古典文學著作，無例外的都采用伊斯蘭教詩歌形式，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開始，前面幾章都是贊主、贊圣、贊四大哈里發(fā)的頌歌。它們大多采用阿拉伯、波斯詩體的阿魯孜韻律，即以長音節(jié)與短音節(jié)在一定形式下的變換和重復作為格律的基礎，具體運用木塔卡里甫格式和瑪斯納維的雙行詩形式，此外還常摻有一些被稱為“柔巴依”（魯拜體）的四行詩。這些詩歌形式，在阿拉伯、波斯、中亞地區(qū)是非常流行的。特別雖在這類詩歌各章的開頭或中間，往往穿插一些阿拉伯文抄成的《古蘭經(jīng)》和《圣訓》的片斷，從而使其伊斯蘭教氣氛越加濃厚。哈薩克族長詩《四十個巴赫拉亞特》（《幸福的四十根樹枝》）、《鸚鵡的故事》等，都采用《一千零一夜》那種連環(huán)結構形式，以統(tǒng)一而又各自獨立的故事，構成一部部有幾十個故事的匯集。維于爾族《阿凡提的故事》等笑話，與土耳其《霍加?納斯爾丁的故事》、《波斯趣聞》、阿拉伯的《朱哈軼事》等，從形式到內容、風格都大體相似，表明它們之間具有共同的文化淵源。

     在文學語言的運用上，明顯地接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古蘭經(jīng)》的經(jīng)文，《圣訓》中的語錄，被大量引用；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匯，涌入中國各族穆斯林的文學作品，如稱筆為“改蘭木”，稱朋友為“朵司提”，稱當今世界為“頓亞”，稱天為“阿司曼”，稱敵人為“堵土蠻”，稱惡魔為“依卜哩司”等等。

     在內容和題材方面，伊斯蘭教的影響尤深。《古蘭經(jīng)》中的各種故事，圣先知們的傳說，歷代伊瑪目、先賢、巴巴、篩海、阿訇和加、毛拉的逸事，在各族穆斯林中都有流傳。源于阿拉伯、波斯的題材，經(jīng)中國穆斯林的消化、整理、加工，成為優(yōu)美動人的中國文學作品。如艾里希爾?納沃依創(chuàng)作的愛情敘事詩《萊麗與麥吉儂》、《帕爾哈德與西琳》，另外如《伊斯坎德爾的傳說》等，都屬這類作品。反映伊斯蘭教義，宣傳伊斯蘭教倫理道德觀念的作品，更是不勝枚舉，阿合買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門》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它沒有具體情節(jié)，沒有人物形象的塑造，通篇以伊斯蘭教倫理道德和《圣訓》訓戒世人。即使在那些漢學程度很高的古代回族詩人作品中，伊斯蘭教的倫理道德觀念也多有流露。比如李贄的詩《富莫富于常知足》，海瑞的《游峰嘆》，薩大滋的《慷慨吟》，薩都刺的《安分》詩及其大量懷古詞，表達的人生觀與《真理的入門》竟如出一轍，這與他們接受過伊斯蘭教文化熏陶似乎不無關系。

     第二，中國穆斯林的文學作品中，也有中國傳統(tǒng)的漢文化影響。

     打開古代回族詩人的那些詩詞集，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文學形式、題材、內容、表現(xiàn)手法、語言文字，都是典型的中國作品。這是回族先民們入華后認真學習漢文化的結果，客觀上它也符合穆罕默德關于到中國追求學問的“圣訓”。眾所周知，回回民族的形式發(fā)生在中國的土地上，發(fā)生在元、明兩朝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時期。它的形成過程，是各族穆斯林與漢族人民密切交往、廣泛通婚及學習漢族語言文化、把漢語作為本民族語言的過程。回族先民們的學習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不僅學會了漢語、漢文，而且涌現(xiàn)了諸如蒲壽成、瞻思、高克恭、馬九皋、丁鶴年乃至薩都刺那樣雄踞元代詩壇的詩詞大家。這些著名的回回學者和詩人，又以其杰出的文學創(chuàng)作，豐富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寶庫。

     回回等族的民間文學，也受到漢族文化的明顯影響。在回族群眾中流傳的許多知縣、伊瑪目斷案的故事，如《拷問青石板》、《小寡婦哭墳》、《旋風告狀》、《日斷雙釘》等，大多源于漢族人民流傳的《包公案》一類的故事。它們經(jīng)過回族民間藝術家們的再創(chuàng)作，揉進回族的人物、民俗、服飾、宗教語匯，在回族民間廣泛傳述。又如在云南回族中流傳著一個《插龍牌》的故事，大意是說：回族少年趕旱承擔了到龍宮求雨的任務，他克服了重重困難，從清真寺取來了銅龍牌，打死了龍王，自己變作一條巨龍，給久旱不雨的大地帶來了甘霖。顯然，這種插龍牌求雨法以及龍王管降雨的神話絕非伊斯蘭教的。伊斯蘭教只承認獨一的真主，認為真主掌管世間的一切?；刈逡灿星笥攴ǎ蔷褪钦b經(jīng)求主慈憫。所以，如果將“回族”，“清真寺”等詞去掉，沒有人會相信這是一個回族故事，然而它確實在云南回民中流傳著。

     在維吾爾等民族的古典文學作品中，也有漢文化的影響。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qū)博物館，有唐代《坎曼爾詩簽》的兩個抄件，其一是維吾爾人坎曼爾寫于元和十年（815）的三首漢文詩：《憶學字》、《教子》、《訴豺狼》；其二是坎曼爾在元和十五年（820）所抄寫之同時代的漢族大詩人白居易（772-847）的名作《賣炭翁》?？猜鼱栐凇稇泴W字》詩中寫道：“古來漢人為吾師，為人學字不倦疲。吾祖學字十余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之十三載。李杜詩壇吾欣賞，迄今皆通習為之?！笨梢姖h族文化唐代即已流傳到西域，受到西域人民的喜愛和熱情學習。《福樂智慧》成書于11世紀，即維吾爾族歷史上的喀喇汗朝時代。當時的西域，是中西文化交流薈萃之地，既有濃郁的漢文化，又有鮮明的伊斯蘭文化，《福樂智慧》便是這一時期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成果?！八郧氐卣苁康捏鹧院婉R秦學者的詩篇裝飾而成”，《福樂智慧?序言》的這句話明確道出了該書與祖國中原文化內在的密切聯(lián)系。國內外許多學者認為，這部長詩的一些哲學觀點，與中原地區(qū)儒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中國各族穆斯林的文學既有共性，又有本民族的個性。愛祖國，愛人民，富有正義感，熱情豪放，純潔質樸，機智勇敢，頑強不屈，處事泰然，是中國各族穆斯林的共性。但是，由于各個民族的生產(chǎn)與生活方式、文化淵源、心理素質、審美趣味等不盡相同，決定了他們的民族文學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特點和風格。游牧民族的那些引以自豪的英雄史詩，充滿了粗獷、豪邁的氣魄；農(nóng)業(yè)民族的文學，則通常表現(xiàn)出精深、細膩、富于生活哲理的風格。即以同屬農(nóng)業(yè)民族的維吾爾族與回族的情歌而論，其內容的表達方式也存在著很大差異。請看下面這首維吾爾情歌：
         在那月亮皎潔的夜晚，
         我倆來到阿帕霍加的墓前，
         兩手輕輕地放在胸前，
         對著高高的陵墓發(fā)下愛情的誓言。
         你指著那金色的墓頂說：
         “我的心像那金子一樣堅韌！”
         我對著香妃的墳丘說：
         “不怕一切惡勢力的摧殘！”
         你激動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倒在你的胸前，
         星星對著我們眨眼，
         月亮躲進了云朵里邊。

     同樣表達青年男女忠貞不渝愛情的回族情歌，卻沒有如此纏綿和富有風韻，而是使用一種粗獷剛勁、率真耿直、大膽熱情、火辣辣的方式。如：
         桂花的窗子桂花的門，
         大老爺堂上的宮燈；
         殺人的刀子接血的盆，
         丟我的尕妹是不能！
         鐵匠打上個鋼刀來，
         皮匠們做的個鞘來，
         尕妹妹拿出個真心來，
         小阿哥豁出個命來！

     這種剛勁耿直的民族風格，在那些回族詩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如李贄在《不是好漢》一詩中寫道：
         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表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
         愿早一命歸黃泉！

     這樣的詩句表達了作者為追求真理而絕不屈服于反動勢力的決心和視死如歸的氣節(jié)。這種以硬碰硬、以死相拼的戰(zhàn)斗風格，與阿凡提那種以

編輯/荷香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