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愛國阿訇的人生傳奇   
――記達浦生阿訇
楊發(fā)祖

　　5月的南京，花紅柳綠，草長鶯飛。18日至19日，“紀念達浦生大阿訇誕辰130周年座談會”在這里隆重舉行。來自國家宗教局、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及江蘇省的有關領導、部分專家學者、伊斯蘭教人士和達浦生阿訇的親屬共70余人參加了座談會，共同緬懷這位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阿訇，并就他的經(jīng)學思想、教育思想、愛國精神和崇高品格進行了探討和總結。

　　達浦生，諱鳳軒，經(jīng)名奴爾·穆罕默德。1874年農歷四月初十出生于江蘇省六合縣南門外澄清坊一個阿訇世家。他一生從事伊斯蘭教的教育事業(yè)，在民族獨立和反帝愛國斗爭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是辛亥革命以來我國內地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譽的四大阿訇之一。

一、以回民教育為己任

　　達浦生家境清貧，卻從小聰慧好學。7歲入蒙館學漢字，10歲后在六合南寺義學讀阿文。17歲時到南京常巷清真寺義學習阿拉伯文、波斯文。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全國民情激憤。20歲的達浦生血氣方剛，一腔壯志，決計離家赴北京。到京后，經(jīng)同鄉(xiāng)引見，拜會了牛街禮拜寺大伊瑪目王寬，投入王氏門下當哈里發(fā)。王阿訇學識淵博，思想開明，向以提倡新型伊斯蘭教育著稱，而達浦生不僅勤奮好學，而且對新事物十分敏感，因此師生之間心氣相通，感情彌篤。經(jīng)過兩年的刻苦攻讀，22歲的達浦生就在牛街禮拜寺正式掛帳穿衣，做了伊瑪目，開始了自己的教職生涯。

　　1898年，北京發(fā)生“戊戌變法”，年輕的達阿訇深受新思潮和教育改革理念的啟迪，原來思想上革新回民教育的朦朧意識升華為堅定的信念。1899年，他返回故里任伊瑪目，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創(chuàng)辦了廣益小學。這是達浦生步入社會后所做的第一件革新事業(yè)，就讓他領略到了革新的艱辛與不易。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六合城內創(chuàng)辦了一所廣益小學，……這是我步入社會的第一件事業(yè)。當時回民是習于保守的，要他們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經(jīng)過許多艱苦的奮斗。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奮斗，耐心說服頑固的守舊分子，不顧一切的勇于任事而沒有被斥為反教門，真是多么不易喲！”

　　1905年，達阿訇再赴北京，任牛街禮拜寺代伊瑪目。1907年，他的恩師王寬阿訇創(chuàng)辦牛街禮拜寺回文師范學堂，聘請達浦生擔任校長，此為開創(chuàng)我國現(xiàn)代伊斯蘭學校之始。隨后，他又任北京答帚胡同禮拜寺伊瑪目。

　　辛亥革命的勝利震撼了寧靜的經(jīng)堂生活，也帶給了達阿訇新的人生機遇。1912年，達阿訇受甘肅提學使馬鄰翼之聘，任甘肅省回民勸學所所長兼省視學，一干就是6年。他在1951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整整六年，我在風沙冰雪中走遍了隴東、隴西、隴南和寧夏、青海等數(shù)十處，到處演講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小學。他身體力行，在蘭州創(chuàng)辦了南關回民小學。在他的影響下，甘肅先后辦起了一批回民學校。他還在各地禮拜寺布道講學，為排解教派、家族糾葛積極奔走，贏得了人們的信任。1918年，達阿訇借回鄉(xiāng)奔喪之機，辭去了勸學所所長職務，回到六合再度開拓回民教育事業(yè)。

　　1921年至1928年，達阿訇應上海一批熱心于宗教和回民教育的回族商紳的邀請，赴南洋群島等地開展貿易，并考察伊斯蘭教育。在此期間，他遍游南洋各埠，進行系統(tǒng)的考察和學習。這次出國考察堅定了他創(chuàng)辦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的意念，也為他日后自費出國宣傳抗日打下了基礎。

　　1928年從海外歸來后，達阿訇立即投入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和“中國回教公會”的籌建工作。他被推舉為“上海伊校”校長。該校創(chuàng)辦的目的，不單純是培養(yǎng)阿訇，而是要造就一批從事伊斯蘭教育事業(yè)的師資和研究伊斯蘭學術的高級人才，故課程設置上強調“四文”教育：中文、阿文、波斯文和英文，并設數(shù)學、地理、歷史、教育學、政治學、哲學、體育等課程。該校不拘于只講宗教課的傳統(tǒng)，十分重視阿文口語和語言寫作教學，使學生能適應未來出國深造和從事國際伊斯蘭文化交流的重任。該校共培養(yǎng)了3屆學生，并先后派出兩批學生赴埃及留學，造就了一批伊斯蘭學者。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后，被迫停辦。

　　1938年，達阿訇自費出國宣傳抗日回到漢口后，在難民收容所見到一批失學的回族青年，感到自己有責任繼續(xù)完成回民教育之重任。于是決定恢復“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他對當時的政府官員說：“六十老人無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為己任，今后將為在大后方恢復‘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而竭盡全力。”迫于當時形勢，當局撥給他辦學經(jīng)費，以褒獎他自費出國宣傳抗日之功。阿訇于當年10月到達西安，于次年選定在甘肅平?jīng)鼋ㄐ＃⒏拿麨?ldquo;平?jīng)鲭]東師范學校”，自任校長，延請名人任教，還特意到八路軍辦事處聘請政治教員。由于這所學校聘用了一批思想先進的教師，他們在學生中積極宣傳抗日和革命主張，并利用寒暑假，組成宣傳隊，赴隴南各縣向群眾展開宣傳活動，影響很大，從而培養(yǎng)了一批有愛國思想、民族意識和有文化科學知識的回族人才。這種進步氣氛當然為反動當局所不容，千方百計施加壓力。事務的勞頓和事業(yè)的挫折，終使老人染病臥床，當局借機逼他辭去了校長職務，并改組了學校。至此，該校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辦學思想。

　　達阿訇從小就生活在回民之中，個人事業(yè)與伊斯蘭教連在一起，他感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多賴于習俗之延續(xù)和各教坊清真寺阿訇講述教義、教律。既沒有一部理想的《古蘭經(jīng)》漢譯本，更缺乏一套適合中國廣大穆民閱讀的漢語著作，以系統(tǒng)、全面闡述伊斯蘭教的沿革及教義的真諦。所以，他中年時就立志要寫一部學術著作。69歲時，他居住在寶雞一個小山村，潛心著作《中國伊斯蘭六書》以實現(xiàn)這一心愿。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達阿訇回到南京，又遷居上海，其間仍孜孜不倦，竭盡全力完成了長達30萬字的專著�D�D《伊斯蘭六書》，被人譽為“匯通中阿，潤物無聲”的伊斯蘭學術力作。去年，這部著作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發(fā)行。

二、自費出洋　宣傳抗戰(zhàn)

　　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使成千上萬的百姓無家可歸。達阿訇積極奔走，籌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難民收容所和太倉路回民難民收容所，為教胞籌募糧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挽救了許多同胞的生命。

　　這一時期，他從國外朋友的來信中得知，日本在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之初，就陸續(xù)派遣浪人往中近東各伊斯蘭國家活動，顛倒是非，欺騙這些國家的人民。而我國對這些國家連一張阿拉伯文的傳單都沒有。于是，在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的驅使下，達阿訇決定自費出國，遠赴埃及、印度等國，以自己的聲望和熱忱，宣傳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揭穿日本軍國主義的欺騙與謊言，爭取這些國家對于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同情與支持。

　　他籌借了一千大洋，于1937年12月29日，只身出國。首先到達埃及，適逢年輕國王結婚盛典，各國穆斯林云集，為宣傳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當國王接見他，了解我國的情況時，他說：“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共赴國難，咸存玉碎之心，不為瓦全之戀，日本雖強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國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樣的熱愛祖國，抗御暴敵，不愿為日人之奴隸。或直接持戈參戰(zhàn)，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攜手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埃及國王對此回答深感欣慰，他笑容滿面地說：“那很好，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的！”

　　1938年2月3日，達阿訇在埃及適遇中國“近東訪問團”，即共同參加了在那里召開的“世界回教大會”，與會代表和群眾有15萬人。達阿訇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日軍侵華罪行。還與3名自稱伊斯蘭教徒的日本浪人舌戰(zhàn)，使其當眾出丑。他在埃及用了3個月的時間，撰寫了一本一百多頁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歷述60年來日本侵華的史實及近年來日帝的侵華罪行，以及中國穆斯林積極參加抗戰(zhàn)的事跡。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給日帝以輿論上的譴責及經(jīng)濟上的制裁。此書在中國留埃學生部之鼎力協(xié)助下，翻譯成阿文，先刊登在埃及《金字塔》報，引起埃及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后又分發(fā)給各伊斯蘭教國家及宣傳部門。

　　6月8日，達阿訇抵達印度，在那里他作了9次演講，聽講的印度穆民有1萬多人。他還會見了后來被譽為巴基斯坦國父的穆罕默德·真納。真納表示：爭取中國抗戰(zhàn)的勝利，不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且也是對印度各民族獲得自由幸福的援助，所以印度的各民族將盡力援助中國抗日戰(zhàn)爭。穆罕默德·真納還將《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翻譯發(fā)表，并在印度穆民中募集資金，買成藥品，送往中國。

　　達阿訇此次自費出國宣傳抗日，使日本人坐立不安，匆匆將東京1所佛寺改成清真寺，還揚言“天皇也將信伊斯蘭教”。在1938年5月舉行禮拜寺建成典禮時，埃及由于從達阿訇的宣傳中了解了真相，沒有派代表參加。阿訇在印度宣傳抗日時，孟買各界印制了多面中、印聯(lián)合小國旗，由青年學生出售，為中國募捐，竟有以巨款買一小旗者，足見印度人民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感人精神，也說明了達阿訇在國外宣傳的良好效果。

　　達阿訇在海外風塵仆仆奔走了8個月，帶著世界各地穆斯林兄弟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和支持，于1938年8月回到香港。當時國內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抗日氣氛強烈，當局派專人赴香港將他接到漢口。“中國回民救國會”舉行歡迎茶會，中國共產(chǎn)黨舉辦的《新華日報》8月8日發(fā)表了《上海回教長達浦生歡迎會》的消息，10月3日又以《達浦生先生訪問記》的長文專題報道了阿訇出訪宣傳抗日的成就和意義。文中說道：達先生深信，抗戰(zhàn)必生，不抗戰(zhàn)必死，惟有全民族團結起來血戰(zhàn)，更是我們不能忘記的警語。而且，他曾經(jīng)以行動為他的理想作過回答了。

三、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
　　
　　1949年，達浦生阿訇以75歲高齡，在上海迎來了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新中國成立不久，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就把居住在南京的老阿訇請去，轉達了中央的指示，請他赴京參加“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的籌建工作。老人聞訊十分振奮，欣然北上。1952年，他作為新中國的代表，赴赫爾辛基參加了“世界和平大會”。接著，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朝覲團團長，率團前往麥加朝覲，因故只達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國。1953年，參與發(fā)起籌備“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同年被選為“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副主任，并擔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4年起，先后擔任第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常委，江蘇省一、二、三屆人大代表。1955年中國伊斯蘭教經(jīng)學院成立，他擔任院長。同年又率中國伊斯蘭教朝覲團赴麥加朝覲，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伊斯蘭國家的普遍關注。他還順訪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在新德里歡迎大會上發(fā)表了演講，并作為中國的大教長領了拜，獲得極大榮譽。期間，曾有一個國民黨駐外機構人員，以“學生”名義，敘“師生情誼”為借口，多次接近達阿訇，企圖用榮華富貴拉攏他，遭到阿訇義正詞嚴的駁斥。1955年他以周恩來總理顧問的身份，隨團抵達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了著名的萬隆會議。其時他已82歲高齡，周總理對他關懷備至，在飛機上將自己的床位讓給達老休息，老人深受感動。同年，他又作為中國�D�D印度尼西亞友好協(xié)會代表團團長訪問了印尼，受到熱烈歡迎，蘇加諾總統(tǒng)接見了他。隨后又去埃及訪問，納賽爾總統(tǒng)接見他時，問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就是隨周恩來先生參加萬隆會議的那位穆斯林顧問嗎？離別時，還送給老人一部精裝《古蘭經(jīng)》，并在扉頁上親筆簽名。老人還曾以中敘（利亞）友好協(xié)會會長身份訪問了大馬士革。

　　作為著名的宗教界人士，達浦生大阿訇還受到過毛澤東主席的多次接見。1957年國慶，毛澤東主席與他同登天安門城樓。主席風趣地問：“先生有何健身妙術，如此老當益壯？”達阿訇笑答：“每日五次功課，數(shù)十年總不間斷。”毛主席欣然大笑。

　　1965年6月21日，達浦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國家為他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周恩來總理送了花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都作了報道。根據(jù)達阿訇生前遺愿，他的遺體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