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寶軍

　　回族青年到海外留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可以1900年為界限。1900年以前,回族前往中亞和阿拉伯國家都是以朝覲為主、游學為輔。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以前通過海路坐船去朝覲,一般要二至五個月的時間,通過陸路去朝覲則需要一至三年的時間(現在乘飛機到沙特只需9個多小時),去的人雖然少且零星,但影響很大。他們在阿拉伯朝覲后,又周游各地,游學四方,回國后,創(chuàng)立了各自的門宦學派,促進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fā)展。
 
　　18世紀期間,蘇菲主義哲赫忍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馬明心(1719～1781年),經名易卜拉欣,6歲時進入清真寺學習阿文,1728年他9歲時,隨叔父經青海、新疆、中亞的絲綢之路古道前往麥加朝覲。在中亞地區(qū)遇到風暴,馬明心和叔父失散,后流落到中亞布哈拉習學教門。他從布哈拉又前往也門扎比德地區(qū),為穆罕默德•布魯尼道堂收留,在導師阿卜杜勒•哈思格•阿齊茲•米斯加吉的指導下,攻讀《古蘭經》、《圣訓》,學習蘇菲教義的經典,先后朝覲11次。1744年,馬明心從中亞原路回國,創(chuàng)立了哲赫忍耶教派。
 
　　蘇菲主義虎夫耶華寺門宦創(chuàng)始人馬來遲(1681～1766年),經名阿卜杜勒•哈里姆,祖籍陜西長安,后遷居臨夏(河州)。清雍正六年(1728年),馬來遲跟隨來河州的阿拉伯人謝赫•艾祖展伯勒去麥加朝覲,他們先到廣州,在懷圣寺跟伊瑪目埃萊夫學習宗教精典和阿拉伯地理、風俗,兩個月后,又約同伊斯哈格及也門人克兩米一起乘船,歷時兩個月到達也門亞丁。朝覲后,先后在麥加、大馬士革和開羅訪師求學。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海路經香港、廣州回國,往返達6年之久。馬來遲回到西北河湟地區(qū)后,創(chuàng)立了虎夫耶華寺門宦。在他的影響下,青?？ɡ飴彽貐^(qū)的部分藏民于1756年皈依了伊斯蘭教,歷史上一般被稱為“藏回”。
 
　　1841年,云南太和人(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馬德新(又名馬復初)經緬甸,從海路赴麥加朝覲,后游學開羅、亞歷山大、耶路撒冷、伊斯坦布爾、羅德島、亞丁和新加坡等地,與各地的伊斯蘭學者、長者接觸交流,研討“天方之學”。根據龐士謙《埃及九年》記載,馬復初是中國最早的在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的回族學生。馬德新和王岱輿、馬注、劉智并稱為中國四大經學家、譯文家。馬德新翻譯的《寶命真經》是中國最早的《古蘭經》節(jié)譯本,他精通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他的主要作品還有《四典要會》、《朝覲途記》。馬德新也是中國第一位直接用阿文和波斯文解釋《古蘭經》的回族學者。
 
　　1886年,中國伊斯蘭教伊赫瓦尼派的創(chuàng)始人馬萬福(甘肅東鄉(xiāng)果園村人)同阿訇瓦里加、舉人馬會三經中亞陸路去麥加朝覲,后留居麥加4年,尋師求教,在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學者海立巴•艾布•蓋勒創(chuàng)辦的“海力希巴學校”學習《古蘭經》、《圣訓》和教法。1892年從海路回國后,在河湟地區(qū)宣傳伊赫瓦尼教義。其宗教思想和主張均源自瓦哈比派的學說,他提倡“憑經立教”、“尊經革俗”,強調一切宗教功修、禮儀都應遵循《古蘭經》和《圣訓》,反對崇拜教主和拱北的一些做法。馬萬福宗教知識豐富,講經深入淺出、引經據典、有條有理,深受門徒和教眾的歡迎。
 
　　在清末洋務運動初期,清朝派出200多名歐美留學生后,出國留學成為晚清青年學生新的追求。1905年,沿襲了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在中國被廢除后,大批青年負笈海外,形成了中國第一次留學高潮,出現了許多杰出的人物,如鐵路工程師詹天佑,思想家嚴復和唐紹儀、伍庭芳等人。這個時期,不僅出現了向西的“留洋”潮,而且出現了向東的留日學習潮流,蔣介石、魯迅和郭沫若曾先后在日本留學。回族穆斯林青年學生的第一批出外留學,主要是清末期間的留東學習。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留日的穆斯林學生組織成立了“留東清真教學會”,此會得到駐日欽差大臣楊星垣的支持和資助,還于同年11月在江戶川亭召開第一次成立大會,會長為寶廷梁,其宗旨是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和七月先后召開第二次、第三次會員大會,在東京設立編輯部,印制協會刊物,贈送國內教胞,刊名為《醒回篇》,這是回族穆斯林辦得最早的刊物,僅出一期,有36名會員。奉天人楊啟東是唯一的回族女留學生,她在日本實踐女校留學,開回族女子留學之先河。
 
　　在留日回族學生中,成就最大的是知名人士馬鄰翼(1864～1938年)。他生于湖南邵陽,出身經學世家,其父馬彥希為著名阿訇。清末他應試科舉,補博士弟子員。1902年,馬鄰翼放棄功名,東渡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師范學院)。1905年9月,孫中山在東京創(chuàng)建“同盟會”,馬鄰翼遂加入同盟會。同年末返回湖南,先后在長沙、邵陽創(chuàng)辦了清真偕進中學、邵陽中學。后期又與回族知名人士孫繩武、白崇禧、馬松亭創(chuàng)辦北京清真中學,該中學遷至蘭州后改名為西北中學至今。1911年辛亥革命后,馬鄰翼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長,先后在蘭州創(chuàng)辦5所回民小學,又發(fā)動社會人士在西北先后建立了100多所小學,對早期回族教育事業(yè)貢獻頗大。
 
　　第二次中國回族青年學子留學的浪潮,應該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次的留學主要是去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和土耳其安卡拉大學。這個時期中國因清王朝被推翻而有了比較開明的政治環(huán)境,回族興辦學校如雨后春筍,到處發(fā)展。在二三十年代,留洋求學已蔚然成風,這些留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受宗教機構贊助,基督教一些機構的獎學金和助學金的提供為前往歐美國家留學的青年子弟提供了不少幫助,如中國著名女作家冰心(謝婉瑩)20年代前往美國威爾遜女子學院留學,就是受基督教協會贊助的?；刈迩嗄曜拥?931年就開始去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留學,一共有6批學生,直至1947年結束。愛資哈爾大學是伊斯蘭世界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創(chuàng)建于972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該大學發(fā)展到現在已有55所學院、12萬多學生,有來自80多個國家的12000多名外國留學生。從1931年起,昆明明德中學、上海伊斯蘭師范學院先后選派6批學生去該大學留學,第一屆由明德中學訓育主任、留埃學生部部長沙國珍率領,團員有馬堅、納忠等4人。第六屆由埃及國王法魯克資助、成達師范學校經過考試后于1938年選派龐士謙等15人留學。
 
　　中國留埃回族學生經歷六屆,人數雖然不多,但培養(yǎng)出了多位名聞遐邇的翻譯家、經學家、文學家和知名人士,他們是中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開拓者。馬堅(1906～1978年)是現代著名伊斯蘭教學者,主持編寫了中國第一部《阿拉伯語漢語詞典》。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用現代漢語翻譯的《古蘭經》,是中國廣為流傳的漢譯本之一。伊斯蘭世界聯盟采用其漢譯本,在沙特阿拉伯麥地那印經局出版了《古蘭經》的阿漢對照本并發(fā)行到世界各地。馬堅在留學期間曾以阿拉伯文著《中國回教概觀》,還把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經典《論語》、《茶神》、《中國格言諺語》等譯為阿拉伯文在開羅刊行,向阿拉伯世界介紹中國的學術文化。龐士謙(1902～1958年)阿訇,前《月華》雜志主編、北平師范大學阿語教授,著有《埃及九年》和《回民教育與埃及留學》等著作。納訓(1911～1989年),經名穆罕默德•努爾,云南通?？h納家營人,著名翻譯家。1934年,他被明德中學選送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40年代他譯成《天方夜譚》,共5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50年代,新譯改名為《一千零一夜》,譯文語言自然流暢,韻情濃郁。其單行本有《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上海芭蕾舞劇團還將它改編為芭蕾舞劇公演,“阿里巴巴“在中國早已成為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故事人物。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把《一千零一夜》全譯本分6卷出版,共230多萬字。這是中國唯一的、直接譯自阿拉伯原文的全譯本。中國最早的《一千零一夜》或《天方夜譚》譯本,是周桂笙于1900年從英文版譯成中文出版的。納忠,中國穆斯林著名學者、阿拉伯歷史及阿拉伯語言學家,云南通海人。1931年他被選送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1932年用白話文翻譯了埃及著名學者曼蘇爾的《伊斯蘭教》一書,1936年榮獲愛資哈爾大學最高委員會授予的學者證書。他著有《阿拉伯通史》,約百萬字,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楊兆鈞,中國穆斯林歷史學家、土耳其語言學家,經名薩迪,北京人。他畢業(yè)于土耳其安卡拉大學,1941年回國。曾任青海大學副教務長、云南大學西南亞研究所教授。著作有《維漢字典》、《土耳其現代史》,主編有《云南回族史》。1990年代,他致力于土耳其與中國突厥語穆斯林的關系研究,也是《中國穆斯林百科全書》的編委之一。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出現了第三次出國留學的潮流,中國回族青年子弟除了少數進入歐美發(fā)達國家進行深造外,大多數前往穆斯林國家留學,如巴基斯坦的國際伊斯蘭大學、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和利比亞的國立大學。1979年以后,又開始恢復正常工作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與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簽訂了合作協定,每年從國內選拔5名留學生,由愛資哈爾大學提供獎學金。這項協議已經實行了20多年,培養(yǎng)的畢業(yè)生許多已從事翻譯、教學和伊斯蘭研究工作。現在,在愛資哈爾大學深造的有200多人,除公派的外,多數是個人聯系的。1990年,中國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中國和阿拉伯各國的關系日趨密切,回族青年學生到沙特阿拉伯、也門、阿聯酋、科威特、敘利亞、約旦、阿曼等國的機會多了。加上這些國家在石油工業(yè)蓬勃發(fā)展中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利益,開始大力投資建設高等教育并吸引外國留學生留學,如建于1961年的沙特阿拉伯麥地那的國際伊斯蘭大學,分研究院、大學本科和附屬院校,每年向全世界招收穆斯林學生數百人,凡招入此校的學生,都有較好的經濟待遇。目前,該校共有學生2000多人,來自70多個國家。每位學生除學費免交外,還提供每月800沙特里亞爾(ＳａｕｄｉＲｉｙａｌ)(折合人民幣1600元)的補貼,每年長假時,提供來回機票回國省親。1998年,有120多名中國學生在該大學學習。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國王大學和麥加等地的大學,也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由于受阿拉伯國家習俗影響和簽證要求,一般女子不能單身獲得沙特阿拉伯國的簽證,因而回族女學生前往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留學的很少。較開放的敘利亞、約旦和阿聯酋則招收女學生。伊朗也有幾十名中國回族留學生,他們分別在德黑蘭大學和其他大學學習,有的主修宗教,有的主修波斯語。
 
　　中國回族青年學子選擇在馬來西亞留學開始于1989年,這是中馬文化交流史上的突破。當時,馬來西亞人一般不能來中國,馬來西亞的國際護照曾注明4個國家(包括中國、南非、以色列和朝鮮)不能走訪,目前此限制只針對以色列一國。中國回族留學生當時主要選擇在馬來西亞的國際伊斯蘭大學留學。成立于1983年的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的前身是伊斯蘭學院,是所綜合性大學,主要教學語為英語和阿語,除部分有宗教教育背景的中國回族青年如滿拉等學習宗教課程外,其余選修其他學科,如經濟專業(yè)、法學、社會學、心理學和醫(yī)學等等。早期進入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學習的學生都有獎學金,學校除了提供學費外,每月還有180林吉特(Ｒｉｎｇｇｉｔ)(當時合人民幣540元)的生活補貼,后來提高到300林吉特(Ｒｉｎｇｇｉｔ)(當時合人民幣900元)。但1997年東南亞經濟風暴后,馬幣兌換美金的比率從2.5∶1貶值到3.8∶1。此后,該大學的經濟來源減少,不再提供獎學金,中國留學生逐漸改為自費留學,中國回族留學生也從20世紀90年代的130多人減少到現在的60多人。20世紀90年代每年兩期招生中,中國學生可以拿到20個名額,現在每年只有10個名額左右。從1991年起,中國和馬來西亞關系日趨密切,由于馬來西亞是英語通行國家,加之學費低廉,在各私立學院就讀的中國自費留學生目前有2萬多人,除少數回族學生外,其余均為漢族學生。回族留學生一般在政府大學深造,除了國際伊斯蘭大學外,有些還在其他國立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馬來西亞的政府大學除了國際伊斯蘭大學外,本科一般不招收外國學生,私立院校不受此限制。1995年,馬來西亞亞太伊協曾數次贊助共36名中國回族青年在丁加奴州的皇家經學院(ＫＵＳ ＺＡ)深造。有些學生畢業(yè)后又到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和沙特阿拉伯的國際伊斯蘭大學深造。出國深造留學,不失為國內回族青年完成高等教育的另一個途徑,既可以提高民族教育素質、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也可以開闊眼界。在眾多的海外回族留學生中,涌現出許多人才,有的畢業(yè)后回國當了教師和翻譯,有的畢業(yè)后留在海外各國。比如沙特阿拉伯每年朝覲期間,擔任業(yè)余工作人員和翻譯的中國留學生給我國的朝覲者提供了許多方便。
 
　　由于國外招生如阿拉伯國家和馬來西亞招生,都是以申請者提供的資料和推薦為主,因而在海外各國留學的回族學生普遍存在著教育水平參差不齊、學識水準不一的情況。有部分學生的教育程度太低,有些不僅外語差,而且中文母語水平也不高。在這些國家留學是“好進不好出”、“易進不易混”,這里所謂的“好進”、“易進”是指招收新生時沒有經過像中國高考那樣的入學考試,一般只憑申請者的資料招收學生。新生被錄取進入大學以后(如馬來西亞大學),每學期的考試采用美國式的學分制,經過考試篩選掉不少學生。例如進入馬來西亞丁加奴州的皇家經學院(ＫＵＳＺＡ)的36名中國回族青年,只有18人畢業(yè)。這影響了中國回族留學生的形象。再如沙特阿拉伯的國際伊斯蘭大學,20世紀90年代初每年招收40多名中國學生,現在據說每年寄來的申請表格達千份,每年錄取10～20人。一般來說,那些在阿拉伯國家和巴基斯坦留學的學生,多數學習教門知識,對于在國內從小學習阿語、《古蘭經》和《圣訓》的滿拉出身的學生,一般都會得心應手,而那些從小沒有受過阿拉伯語和宗教教育的學生,若不拼搏則面臨許多困難尤其是語言方面的困難。在海外各國留學的成功的回族學生也很多。例如曾在伊朗馬什哈德女子學院讀書的馬曉燕,來自青海邊遠的化隆回族自治縣巴燕山城,經過刻苦讀書,熟練地掌握了波斯語。1995年,馬曉燕畢業(yè)后受聘為伊朗國家對外廣播電臺華語臺工作。曾在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讀書的丁玉中,是來自甘肅臨潭縣的青年阿訇,20世紀90年代初來留學時,沒有任何英語根底,幾乎是從字母開始學習英語的,經過幾年苦讀,掌握了英語,畢業(yè)后受聘在馬來西亞的全馬伊斯蘭福利機構(ＰＥＲＫＩＭ)從事宣教工作,并擔任該機構《伊斯蘭之光》華文刊物的主編。
 
　　回顧歷史,在1900年前的兩個世紀(18～19世紀)中,中國回族青年前往沙特阿拉伯以朝覲為主、游學為輔,回國后創(chuàng)立了不同的教派門宦,如18世紀的哲赫忍耶教主馬明心、虎夫耶教主馬來遲、伊赫瓦尼教主馬萬福。清末則以留學日本為主,開展文化啟蒙教育,如馬鄰翼回國后致力于興學辦校。20世紀30年代回族留學以去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為主,人數雖然不多,但被選拔的都是有志回族精英青年,均學有所成,如馬堅、納訓、納忠等和留學土耳其的楊志鈞。他們對于回族的學術提高、中阿文化的交流和教門貢獻作用頗大,影響深遠。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為了適應不斷變化和競爭的社會環(huán)境,回族出國留學已蔚然成風,所學科目不僅涉及宗教知識,而且包括其他科目如語言和科學,留學的國家也達幾十個,出國留學已經成為廣大回族青年學子完成基本高等教育的另一種途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分布在世界各國的回族青年留學生學成后,或回國,或留居海外各國,都已走向各行各業(yè)?；刈鍖W生跨出國門不僅意味著回族走向國際交流的平臺,而且也為提高整個民族教育素質搭建了一座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