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jīng)》從七世紀初到編訂成本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歷經(jīng)艾卜伯克爾（632年-634年在位），歐麥爾（634年—644年在位）和奧斯曼（644年—656年在位）三位哈里發(fā)（繼承人）指派專人搜集、追憶、核實、抄寫并保存，在此基礎上匯集分卷劃定章節(jié)，形成定本，后來又選擇精通阿拉伯語法和詩歌韻律專家、學者為全部經(jīng)文標注音符，以確保書寫的規(guī)范統(tǒng)一和誦讀之合乎標準，這就是至今廣為流傳的，無論誰翻印、刊刻、繕寫都必須以它為準的統(tǒng)一范本——奧斯曼本。伊斯蘭教的信仰者一直認為它是真主降示的尊嚴的經(jīng)典，任何人都不能修訂刪改，極力維護其原來的文字面貌。

    隨著伊斯蘭教向外的傳播發(fā)展，世界各地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日益增多，為確保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地區(qū)的信仰者和了解伊斯蘭教及研究者的需要，就出現(xiàn)了《古蘭經(jīng)》譯文本。最初伊斯蘭教正統(tǒng)派神學家反對將《古蘭經(jīng)》譯成任何一種文字，他們認為：《古蘭經(jīng)》是其它的語言翻譯經(jīng)文難以如實地反映經(jīng)文原意，甚至會歪曲經(jīng)文，這無疑是褻讀真主的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穆斯林渴望了解伊斯蘭教，因此就出現(xiàn)了非伊斯蘭教學者的《古蘭經(jīng)》譯本。翻譯《古蘭經(jīng)》的伊斯蘭學者以《古蘭經(jīng)》中第一章二節(jié)真主是“全世界的主”，和穆罕默德是“全人類的報喜者”（34•28），“伊斯蘭教是全人類的宗教”。（參見《圣訓》）為依據(jù)，給反譯派以強烈的抨擊。對《古蘭經(jīng)》進行了正確細致的翻譯，但不是與原文完全一樣的。我國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馬堅教授在他所譯的《古蘭經(jīng)》譯解前八本的例言中說得非常客觀，他說：“翻譯《古蘭經(jīng)》而欲其貌似已經(jīng)是很困難的事，欲其神似，更是不可能的?！豆盘m經(jīng)》譬如一個絕代佳人，譯者譬如一個拙笨的漫畫者，希望讀者不要據(jù)此挫劣的譯本而評定《古蘭經(jīng)》在文學上的價值。”另外，再加上各種西方文字譯本的流行，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文字的譯本的流行，既方便了非穆斯林對《古蘭經(jīng)》的內(nèi)容與含義的了解，也方便了那些不懂或不通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對《古蘭經(jīng)》的內(nèi)容、經(jīng)文的了解。顯然，這樣做本身對伊斯蘭教的發(fā)展和傳播也是有利的。

    歐洲最早的《古蘭經(jīng)》譯本是在公元1143年，英國人羅伯特和德國人海爾曼合譯的拉丁文《古蘭經(jīng)》，大約在四個世紀后的公元1543年由西奧多、比布林德在巴塞爾正式出版，隨后就被譯成意大利文、德文、荷蘭文。公元1616年，斯奇威格于紐約堡將《古蘭經(jīng)》譯成德文。公元1647年，儒利耶在巴黎出版法文《古蘭經(jīng)》譯本。其后，在公元1783年有塞瓦里的法文版以及在公元1840年、1841年、1857年出版的巴黎版《古蘭經(jīng)》，在公元1776年在圣彼得堡（今列寧格勒）出版了俄文版《古蘭經(jīng)》譯本。最早的英文《古蘭經(jīng)》譯本是由亞歷山大魯斯從法文版本轉譯的（大約在公元1649年-1688年）其后在公元1734年有著名的塞爾《古蘭經(jīng)》英文譯本，公元1681年，路德維爾按編號形式出版了《古蘭經(jīng)》譯本。除歐洲文字《古蘭經(jīng)》譯本外，還有不少穆斯林自身的東方文字譯本，如（波斯文、烏爾都文、土爾其文、馬來西亞文等等），至今世界上已有五十余種語言的《古蘭經(jīng)》譯本。

    《古蘭經(jīng)》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傳入我國，過去內(nèi)地的宗教學者也將其中的一些章節(jié)譯成漢文，散見于王岱輿、馬注、劉介廉和馬復初等人的著作中，這些人雖對伊斯蘭教有精湛的造詣，但都沒有專門從事《古蘭經(jīng)》的翻譯研究工作。單行本的古蘭譯本要算清末的《寶命真經(jīng)直解五卷》為最早了。后來也出現(xiàn)了一些古蘭選本的漢譯本，但全部《古蘭經(jīng)》的漢譯本的出現(xiàn)，還是近幾十年的事，首先出版的是鐵錚由坂本健一的日文譯本轉譯的《古蘭經(jīng)》（1927年北京出版），其次是姬彌覺等人所譯的《漢譯古蘭經(jīng)》（1931年上海版）。這兩本漢譯書基本上都是非穆斯林根據(jù)英、日文轉譯的，而且譯文都是文言文，文詞比較晦澀難懂，有些地方與原文尚不能完全吻合。中國穆斯林自己翻譯的漢譯本《古蘭經(jīng)》最早出版的王文清（即王靜齋）的《古蘭譯解甲》(1932年北京版），其次是《古蘭譯解乙》（1942年石印于寧夏），劉錦標的《可蘭經(jīng)漢譯附傳》（1943年北京版）王靜齋的《古蘭譯解丙》（1946年上海版），楊仲明的《古蘭經(jīng)大義》（1947年北京版）和馬堅的《古蘭經(jīng)》（上冊）（1950年北京版）。

    翻譯一部忠于原意，譯文通暢，不加雜個人意見注釋的《古蘭經(jīng)》對研究伊斯蘭教來說是十分必要的，近幾年來有了馬堅譯的《古蘭經(jī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林松譯的《音韻古蘭經(jīng)》（中國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這兩部漢譯《古蘭經(jīng)》的出版，受到中國穆斯林的歡迎。

    《古蘭經(jīng)》注釋的產(chǎn)生和翻譯本的出現(xiàn)，對伊斯蘭教的發(fā)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有了注釋這種形式，就使《古蘭經(jīng)》原文在不受刪改的情況下，更能靈活地反映伊斯蘭教的真精神，反映了伊斯蘭教的發(fā)展情況?！豆盘m經(jīng)》被譯成非阿拉伯文，就使更多的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直接了解自己宗教經(jīng)典的內(nèi)容，也便于非信仰伊斯蘭教的人了解伊斯蘭教義，從而有助于發(fā)展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文化的研究工作。

    《古蘭經(jīng)》是穆斯林信仰的唯一經(jīng)典，是伊斯蘭教最偉大的典著，他穩(wěn)定了當時阿拉伯地區(qū)的社會，統(tǒng)一了當時阿拉伯人民混亂的思想，醫(yī)治他們病患的靈魂，灌溉了他們干渴的心田、滋潤了他們枯萎的情感。伊斯蘭教認為：凡是以《古蘭經(jīng)》為向導，憑著《古蘭經(jīng)》的光澤而前進的人，將能得到今生和后世的幸福，《古蘭經(jīng)》博大精神、奧妙無窮，一般人很難究其要旨。由于穆圣的特殊身份，所以他成為《古蘭經(jīng)》最有權威的闡釋者，穆圣關于《古蘭經(jīng)》的言行，被后人稱之為《圣訓》。

    根據(jù)以上的論述、注釋和翻譯《古蘭經(jīng)》是一種艱巨而神圣的工作，是維護與發(fā)揚伊斯蘭教的當務之急，是全人類不斷完善自己，走向進步的燈塔，是實現(xiàn)世界和諧的必由之路。因此，注釋和翻譯《古蘭經(jīng)》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條件是：1?郾堅定的伊瑪尼信念。2?郾豐富的知識領域和高尚的穆斯林道德情操。一個合格的穆斯林（穆斯林學者），世界觀必須是伊斯蘭化的，堅定的用“唯一創(chuàng)造論”去認識世界，直面人生。豐富的知識領域是注釋和翻譯《古蘭經(jīng)》的先決條件，因為不精通阿拉伯語，對中國文化又沒有高層次造詣，就沒有資格去注釋和翻譯《古蘭經(jīng)》。千百年來，隨著定然的安排，出于諸多歷史因素，中國穆斯林的人口，正以奇跡式的增長速度，已達數(shù)千萬之眾。穆斯林先輩在患難中求發(fā)展，在堅忍中求生存，險惡的歷史風云，演繹出我們這災難的民族，大分散、小集中是我們民族災難的縮影，經(jīng)濟貧困文化落后使中國穆斯林在受壓抑、受屈辱的歷史夾縫中，掙扎在貧窮的生命線上，不斷地提煉著民族本色的天然感悟，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鑄就了堅強不屈的回回民族魂。

    我們必須嚴正地看待，文化落后是非?？膳碌?。如果我們認真地駐足回顧以下，幾百年來，我們在《古蘭經(jīng)》的注釋和翻譯成冊的也僅僅只有為數(shù)很少的幾部，形式是非常嚴峻的，我們的大多數(shù)穆斯林兄弟仍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態(tài)，小商小販遍天下的形象，足以說明我們是個文化落后的民族。同胞們，我們不容懈怠，當毅然自醒自立，勿多自責，在愛國愛教的大前提下，大力發(fā)展民族文化，培養(yǎng)有用人才，努力學習，強化團結，共同進步，以適應當前深入改革開放奔小康的偉大的歷史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