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頂街·丁字街

◆秦若軾

  城頂街，位在西門外不遠處，北自現共青團路東段（原名西關大街、又估衣市街），南至麟趾巷口與永長街順接，是一條長近200米，寬3.5米的青石板路面街道。此街的北段，原為丁字街，后一并統稱城頂街了。

  提起城頂，老濟南人大都十分清楚，這是一條極具特色的街道。一是，地勢猶如一城之頂的最高；二是，隨著濟南的發(fā)展，這里又成了山果行棧的商業(yè)鬧市；三是，此地原系清代行刑殺人的刑場。

  清光緒壬寅年(1902)《省城街巷全圖》及民國十五年(1926)《續(xù)修歷城縣志》均載有城頂街、丁字街。據說這里的地勢與舊城西門(濼源門)的城樓水平線等平，故名。也有說，此處的地勢和黃河大堤一樣高。諸多說法雖不盡相同，但說其地勢為高卻是一致的。還有人說，濟南開埠以前，西門至筐市街的一段街道叫西關大街，這時普利門與普利街還未打通，而林祥門也是后來為了與經四路銜接才開通的，在這兩處城門與街道沒打通之前，人們出城走到筐市街(對面是丁字街)路口，就到了西關大街的頂頭，故街以此名為“城頂”的。

  城頂街，士人多把“街”字去掉直稱謂“城頂”。因這里是不少人平時常去的地方，故人們也都知道這里的地勢是高些。為慎重計，筆者此前又多次到此察看，并查閱了有關資料。今出西門沿共青團路緩步西行至電信大樓路口(即原城頂街口)，這是一段上坡道，一看就十分清楚；拐彎南行近百多米的到盛唐巷口段，道路又慢上坡，但不十分明顯；再向南，則有20~30米不長的一段稍洼路面，也就是低個10~20厘米，早年這里因雨水、污水匯聚形成水洼，且不時有幾只鴨子于中回游，故人們把這小水洼的路段叫為“鴨子灣”。車輛于水中而過，人們則從路邊繞過。過水洼路段繼續(xù)南行40~50米直到麟趾巷巷口，這時路面坡陡，有如走山前上坡道般的，腿也有了沉重感覺，這街道的南端，才是城頂的最高處。同時南邊順接的永長街一小段也地勢同高。從此高處沿永長街南行，路面緩坡而下，由街口向西去的麟趾巷也是條下坡道路，若由城頂南頭路東的濟南第二職業(yè)高級中學門前的城頂下崖街，或是由盛唐巷東去，則更是明顯的下坡路?？偟恼f，城頂的南頭、連同永長街相接的一段，其地勢最高，這里是一處不太明顯的隱形緩坡丘陵地形的頂部，其東、南、西、北四方，都是地形或陡或緩的漸勢而下，這里比起地勢低洼的濟南老城，或是略高些的圍子城來說，其地勢高出是十分明顯的，故謂之“城頂”，即一城之頂。

  1980年前，此街的北段，即盛唐巷口以北的街段，原有一條長約130米的“丁字街”，后將其并入統稱為“城頂街”，故原來的城頂只是南邊約70米不長的一段。舊志書中，除皆有兩街名的載記外，對于丁字街，還有早為糧市的記述。如金代《名泉碑》載：“曰雙桃，城西丁字街北。”內中所提的雙桃泉，除金《名泉碑》記載外，明《七十二泉詩》、清《七十二泉記》均著錄。民國《歷城縣鄉(xiāng)土調查錄》已稱“今失考”。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歷城縣志》曰：“‘丁字街’舊志有糧市，輜重云集，貿易無虛日，南東門外皆遜西市。”對于丁字街的名由，有說，因于街的中間，通有東西走向的盛唐巷(原名神堂巷)，形成“T”銜的丁字形，故街以形而名。到了清末，山西人在此開辦“文和鐵貨店”，因經營釘子而聞名，故人們又諧音相稱為“釘子街”。但志書中，一直以“丁字街”記載著。

  濟南作為歷史上著名的商業(yè)城市，至清光緒初年或稍前些時，因居民區(qū)主要在東南關廂一帶，且官署又多在城內，故商業(yè)也較為集中在這兩個地區(qū)。當時百姓日常吃穿用，常賴以行業(yè)性經營的集市、街市，加上早年的糧食、蔬菜、柴火等物品近出四郊，或來自外地，故民間就有了“南柴、北菜、東麥、西米”的說法。柴火多來自南部山區(qū)，柴火市就在南門外的佛山街中間一帶；蔬菜主要出自北郊的北園，市場就在城西北、東濼河邊上的菜市莊；東麥及雜糧來自青州、萊州、登州及章丘龍山一帶，糧市便設在城北濼口和南關集散；西米，凡指從張秋(今陽谷縣張秋鎮(zhèn))運河水路運來的南方大米，西門外的丁字街就成了糧市。正如志書所說，丁字街上車輛人流不斷，貿易十分紅火。此外，在城內和關廂還有早市和定期的集市，進行分散小規(guī)模的商貿交易，以作為方便百姓生活的補充和完善。

  濟南的山果市約出現在清乾隆年間。當時的果品市場在東關長盛街以北，這里地處城鄉(xiāng)的結合部位，俗稱花果市，零售批發(fā)兼?zhèn)?，經營多為小本生意。

  至光緒末年，市場漸次向西轉移，西關成為商業(yè)中心。由于城頂街南連永長街，并直至(西)青龍街西端的永綏門(即桿石橋處)，這里是濟南通往南山及西出的通衢大道，同時這一帶又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區(qū)，加之開埠和膠濟、津浦兩鐵路通車后，不僅進出濟南的土特果品數量增加，且又和從西北火車站方向、進城必經的筐市街南北相通，所以位于西關的城頂街更是熱鬧非常。尤其每到夏季山果開始上市時，各地果農蜂擁而至，到市里來出售各類果品。在這種情況下，位在交通路口，又距老城不遠的城頂便應運而生的成了山果行業(yè)的市場。

  濟南南部山區(qū)以仲宮為中心的地產果品，主要有蘋果、梨、杏、山楂、核桃、板栗、紅棗、柿子及柿餅等。內中尤以梨、杏、山楂、核桃最為有名。

  果農于收獲的季節(jié)，便肩挑車推、牲畜馱載來到城頂進行交易，于是出售各類山果的代理行棧隨之出現。

  行棧，中國舊時居間性的商業(yè)組織。行棧在唐代叫“邸店”，明代以后通稱“牙行”。各地行棧名稱不一，如“行店”、“貨棧”、“過載行”等，濟南多叫“行棧”、“貨棧”。行棧的主要業(yè)務是組織買賣雙方直接成交，接受顧客委托代辦、代賣或代運，也有兼營小部分自營業(yè)務的。中國舊時城市中供客商堆貨、寓居、進行交易的行棧，早在東晉南朝時已有，隋唐更多。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的《唐律疏義》載：“邸店者，居物之處為邸，估賣之所為店。”似邸與店有別，但實際兩字常通用。

  城頂的山果行棧，多是既提供場所，又協助買賣雙方成交，而從中取得傭金的商號，有的還開展代客收購、推銷、運輸等項業(yè)務。南鄉(xiāng)的果農，多于每天下午，從四鄉(xiāng)八鎮(zhèn)用各式的獸力車、手推車、獨輪車，騾馬馱子或山貨擔子，把各種鮮貨成筐成擔地運進城來，或自己直接投入行棧里，或被行棧接客的伙計從市郊拉到自己的行棧里。山果貨物絡繹不絕地到來，加上開埠、鐵路通車后，隨之而來的外地客商，這就使得城頂街繁榮興旺起來，于是城頂的山果行棧也隨之增加。至20世紀20年代前后，發(fā)展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在這條200米長的小街兩旁，山果行棧林立，有馬興盛、鴻盛行、聚盛行、義盛行、公盛行等20余家，全系回民經營。兩三間進深寬大的行棧門頭，立插板搭門全卸地敞開著，門前石臺高筑，除中間留有過道外，兩旁全是擺放展示的各種貨品，琳瑯滿目，香飄四溢，這就是當年人們行于街上直觀的第一印象。再就是夾于眾行間的特色飲食小鋪攤，大家一齊來做果農、客商的生意。

  為了規(guī)范市場，于1931年在城頂又成立了果業(yè)同業(yè)公會，以規(guī)范經營，保護本行業(yè)利益。山果行棧的經營多是客戶到后，由行棧提供住處，先行果品登記，過秤存放，然后再由行棧向他們介紹市場行情。第二天一早，行棧便把大門敞開，將貨品陳列在自己的行棧門口，并派人照料，買主看貨詢價，待價而沽，從過秤到收錢，多以筐為單位成交。到這里來購買果品的，不但有本市的果品店、小商販，且有從青島等省內各地，以及天津、上海、東北等外省市來的遠方客商。這些本地和外埠的果品商販，從城頂街的山果行里，成批量地買進各種果品，再運至其在本市的各處或外埠零整售出。所以，城頂自成為山果業(yè)的一條街后，自然地也就成為濟南、乃至山東土特產品的集散中心。每于買主前來，貨主則站于一旁，議價成交后，過秤付錢，行棧即向雙方收取傭金。過午，批發(fā)集市結束，沒有發(fā)賣出去的水果，貨主可以自行在行棧門口零售。這時行棧里的伙計們，便又分頭到近郊的各大道路口去接客，有的一迎出，就是十里開外，把又一批進城銷售的果農拉到自己的行棧里。中秋節(jié)前，這里還有各式兔子王上市，數十家民間的彩色泥塑在行棧門口或左右擺攤，即零賣，但大多是批發(fā)給水果商販以為應時吉祥節(jié)日之物。

  在進行交易中，買賣雙方多不愿讓局外人了解他們所講的內容，尤其價格，于是，便習慣性地用一種隱語來進行交談。這種經營中使用的保密性隱語，也叫“行業(yè)語”、“行話”，故山果行棧的掌柜和伙計們，都能熟練地掌握和隨機應用。如對數量和一些山果名稱的行語是，一稱“極”、二稱“道”、三稱“聽”、四稱“西”、五稱“來”、六稱“滾”、七稱“憲”、八稱“分”、九稱“旭”；山果的核桃仁稱“里洛”、柿餅稱“旋洛”，等等。若想問核桃仁多少錢一斤，行語便是：“里洛多少錢一斤?”往往雙方用行語隱語講起買賣來，或聲高語低，或慢言細語，或慷慨激昂，使外行人，置身于外地只是看熱鬧，不明白他們說的是些什么。

  在城頂街眾多的山果行中，歷史最悠久、規(guī)模最宏大、資金最雄厚的行棧，當首屬“馬興盛山果行”，當地人又俗稱為“馬家老行”。據街老沿講，在二百多年前的清乾隆年間，章丘大冶村有一叫馬興盛的回民來到濟南，在回民聚居的城頂街北頭路面，開辦了一處山果行，以己名取為店名叫“馬興盛山果行”，專為南部山區(qū)果農代賣各類山果，這便是濟南最早的果品行。這時濟南的果市還在東關，這里是熱鬧的糧市。他帶領妻兒經營，開始規(guī)模很小。由于此地距南山較近，且交通方便，加上熱鬧的糧市往來人員不斷，不久土產便逐漸發(fā)達起來。

  馬興盛果行開始經營時，城頂北邊的丁字街還是刑場，凡是被判以“絞”或“斬”刑的犯人，都押解到丁字街上來執(zhí)行。傳說開業(yè)不久的一天，巡撫衙門在丁字街上處決犯人，當天深夜后，他聽到輕輕叩門聲，以為是果農來送貨，開門后不見果農，而是滿身血污、奄奄一息的人。馬掌柜心地善良，待人忠厚，便把這人留下來，兩三天后，這人才能說話，才知他是那天行刑未死的犯人。犯人素知馬掌柜義善好施，所以從刑場爬到門前乞求憐憫。于是馬掌柜將他藏起，為其治傷，其后又幫他逃離濟南。事隔年余的一天，從魯西北來了幾輛載運干果、土產的大車，運貨人并交代，貨隨行出售，貨款存行，年終結算。年底時未見人提款，反而又運來幾車干鮮果品，也如上次一樣的作了交代。此后連年依然如此，馬掌柜也將貨款一一入賬，但貨主一直未露面提款，漸至杳無消息。后來聽說，這是那刑余之囚對好心馬掌柜救命之恩的報答。馬對他的做法心雖不安，但也無可奈何。每當有人提及此事，馬都是笑而不答或環(huán)顧左右而言他。為人敦厚，誠實經營的山果行，名聲漸大，生意也如其名一樣越來越興盛了。

  馬興盛山果行在經營上還有獨到之處。一是，一般的山果行因資金短缺，房子少，供果農和外地客商留宿處，只是在幾間大屋里鋪幾張葦席，多無床鋪，也沒被褥，飯食還要自己到街上買著吃。而馬興盛山果行有著寬敞的住房和接待室，且設備齊全，并食宿一齊提供，讓人覺得這里有“賓至如歸”之感。二是，待客厚道，對本地窮果農和外來賓客商一樣對待，且買賣公平，不在秤上玩花樣、搞坑騙。而有的行棧對大客商，則以回扣、打牌、酒菜招待，或逛煙花巷等用各種手法進行籠絡，但對一般南山果農又另眼相看。三是，馬興盛山果行代理的山果品種繁多，即便是在水果淡季，也多組織干果、蜂蜜蜂蠟、木耳、金針、干菇土產，甚至還能進到南方的水牛皮、北方的方塊堿等，其品種繁多，貨源地廣，四季無閑時。四是，善于用人，他雇用的上至掌柜，下到伙計，都善于聯絡買賣雙方，為人周到熱情，并都熟練會用“回中語”等，故馬興盛山果老行的生意得以穩(wěn)定和不斷發(fā)展壯大，并一代代相傳。

  城頂街上的山果行棧，對居住此處的回民同胞的生活有很大影響。行棧的經營者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生活上雖說不是十分富裕，但穩(wěn)定、無憂的生活，卻是一般回民所望塵不及的。對于同胞鄰家的貧苦生活，眾山果行家看到眼里，記在心上，他們不時出手相助，如有所求，也都慷慨解囊，或做一些公益事業(yè)。如對大批貧窮的回民小商販，便采用了先起貨，賣完后再付款結賬的優(yōu)惠辦法；或是從山果行里批販上幾筐鮮果或干貨，再轉賣給別處的小商販等。這些辦法可使他們免遭饑餓之慮，同時也擴大了自己的經營范圍，增加了營業(yè)收入。同時，各山果行棧集資辦了私塾，以教育后代，后來還辦了小學。馬興盛山果行棧更是一代代都樂善好施，除參加共同舉辦的義事外，還獨自出資興建了城頂街的清真寺。

  還應一提街上另一家老號的聚盛行。如今城頂街上舊有的風貌已大多消失，只有位于街南段路東的一處不大的東西向二層四合院樓還是老樣子地留存著，這處今被共青團路派出所、飲虎池街社區(qū)警務室和公安中隊聯合使用的樓院，原先就是聚盛的老房院。當年生意興隆的聚盛行掌柜朱綬卿，也是經營有方，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一位忠厚之人，尤其他在舉辦公益事業(yè)上更是慷慨義舉，如他于民國初年出資兩萬銀元為清真北大寺接建了5間后殿，并承擔了開辦康善小學的全部費用，對教育后代功不可沒。

  解放初時，城頂街的山果行棧還是常態(tài)依舊，因當時的解放戰(zhàn)爭還在進行，只是外銷量受到些影響。新中國成立后，廣大人民得到了解放，社會穩(wěn)定，農村欣欣向榮，山果行也有了新的起色。1951年，他們自愿成立了山果業(yè)聯社；1952年山果業(yè)發(fā)展到127戶，從業(yè)人員306人；是年聯社在城頂街2號成立推銷經理部，主要經營農村產品、干鮮果品，開辦代購代銷業(yè)務。1955年以后，農村實行了合作化，農業(yè)生產結構發(fā)生了變革，山果行棧的貨源不繼，經營日漸蕭條。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生產的發(fā)展和我國經濟體制的變化，城頂街的山果行棧已不復存在。此后濟南的干鮮果品經營改由供銷部門辦理。

  建于清代中期的城頂街清真寺，位在街南頭的路東（今門牌16號），是城頂商業(yè)、行棧及附近的穆斯林進行宗教活動的寺院。寺門北向，懸有當代回族書法家金棻手書“清真寺”匾額。寺內建禮拜殿1座，門上有木匾，題字亦為金棻手書，東、西相向有阿訇房舍。院內有二層樓1座，樓下為沐浴室，樓上為會議室，會議室內藏有劉墉所書對聯及名阿訇宮澹庵繪巨幅《五大夫松》圖。寺墻內嵌有清膠州道臺余則達(穆斯林)修寺碑文。該寺“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在原址建立濟南第三十九中學。1982年10月又改名為濟南第二職業(yè)高級中學至今。

  遵照古代“刑人于市”的規(guī)定，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是在鬧市中殺人示眾。如北京，清朝行刑殺人的地方是菜市口；在濟南，清朝殺人的刑場，則是在西門外的丁字街（今共青團路中間電信大樓以西向南拐的地方，其先并入城頂，今又并入永長街）。早年的丁字街是濟南西門外的糧(食)市，后來又成為果品批發(fā)市場。

  據傳，當年行刑殺人前，首先要由街上的“地方”（舊時的地保、保正也稱“地方”）通知當地的住戶、店鋪、商販，統要收拾攤子、關門閉戶，既保持一個莊嚴的環(huán)境，又免得看熱鬧人多擁擠時遭受損失。再由大、小“地方”帶著“街差”（具體干活的）打掃衛(wèi)生，迎接“差使”。當犯人從城里押解出來，早先是犯人于囚車之內，后為戴著手銬、腳鐐的押行，當時允許犯人大聲喊叫、甚至唱幾句，也有的犯人已是三魂已出，嚇得走不動路，只好用個抬筐抬著。犯人沿途可向各店鋪要些酒飯，即通常所說的，要吃飽喝足，做個“撐死鬼”。這時沿街兩邊跟著相看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是專門來看的，有的是順路碰上的，但都想看一看這不常見的事件場景。等走到了丁字街，那監(jiān)斬官和劊子手早已等候多時，而圍觀的人們，更是里三層、外三層地擁擠著，連打個場子都十分困難，待時辰一到，便“咔嚓”一聲，人頭落地。據說，也偶有早已嚇死，或因有情況而留有個完尸的。這時人們紛紛后退，也有大膽的還想擠到跟前細看看，最后在“地方”們的呵斥和咒罵聲中方四下散去。接著地保處理尸體，打掃血跡。而后住戶

們開門，店鋪下門，各商家開始營業(yè)，漸又恢復到原來的秩序。

  就在這條行刑殺人的街上，當年卻發(fā)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命案，并一時引起全城人們的轟動。清同治二年（1863）丁寶楨（1820~1886）來山東為按察使；次年遷山東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升任山東巡撫。他為官廉潔剛烈，政績卓著。同治八年(1869)秋，慈禧太后寵幸的太監(jiān)安得海出京沿河南下采辦途經山東，一路大肆張揚，招納權賄，無人敢觸之。至泰安時，丁寶楨以太監(jiān)出都門違犯清朝祖制將其抓拿，押至濟南正法，一時震驚朝野。對于處死安得海一事，所出版本甚多，此處不加記述，但綁馳于“丁字街”上正法，卻是一致的。刑后，陳尸3日，任人觀看。因慈禧與小安子之間的穢聞早已傳遍天下，好事者多欲趁觀暴之機以觀究竟，一時人來人往不斷，見確無男具，于是群疑頓釋。有的就此還說，這便是丁寶楨過人之處，因這解脫了他們之間的曖昧關系，以致慈禧還傳令嘉獎的傳言。此后，丁字街上丁巡撫智殺小安子之事，不僅官府志書，文人墨客文章上廣有記載，世間更是一代代沿傳著，成了民間的一則津津樂道的掌故或故事。

  還應一提街上的雙桃泉。雙桃泉原在丁字街北(今電信大樓院內)，金《名泉碑》、《七十二泉詩》、清《七十二泉記》均著錄。“泉詩”中誦有“泉頭幾見碧桃開”，“泉記”中也有“夾岸桃花，如桃園仙境也”等記載，看來此泉處的環(huán)境是十分優(yōu)美的。同時該泉所處的位置又為濟南泉城的最西邊，且地勢也最高。1928年《歷城縣鄉(xiāng)土調查錄》中已稱“今失考”，讓人們十分惋惜。

  城頂以及丁字街今為永長街的一部分，北街口段（即丁字街）已是寬闊平整、林木繁盛的街頭綠地，街口段的東面是九層高的濟南電信大樓，只在盛唐巷口以南（即原城頂），街面依舊狹窄，和路東那處舊的二層四合院樓還是老樣存留著，那眾多的行棧、小店、住戶等一切，都已成為歷史陳跡了，但那曾發(fā)生在城頂的往事，一城之頂或與城樓齊平之高說，唯一的山果集散地或果品一條街，早年殺人的刑場等，仍沿世傳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