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文明對話；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友好交往

作者簡介：［蘇丹］賈法爾·卡拉爾·艾哈邁德，博士后，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北京100871)，(本文由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語學院講師史月譯介) 

文章編號：1673—5161(2009)03—0016—08　中圖分類號：D371　文獻標識碼：A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是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佳話，千年來，兩大文明互通有無，相得益彰，既發(fā)展了科學也繁榮了商業(yè)，其卓犖成就澤被世界，影響深遠。本文旨在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獻及實地調(diào)查資料為基礎，對唐朝至明朝期間阿中友好對話與交流進行回顧，并為今后的友好交往提供歷史借鑒。

一、唐朝時期阿中民族間的文明對話
　　
　　阿拉伯半島連接了地中海與遠東的古代商路，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大食人(阿拉伯人)與中國人的交流提供了極大便利。中國人對自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起便開辟的連通西亞和東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了然于胸，而大食人也成功開拓了從紅海、阿拉伯灣、印度洋，經(jīng)馬來半島直至中國南部的道路。循著這條古道，各國使節(jié)、商賈、學者和旅行家紛至沓來，各色貨物及宗教也不斷涌入，一切都已就緒，兩大文明間綿延千載的精彩對話即將展開。

伊斯蘭教傳播前，大食人已在中國僑居，中國文獻古籍中關于他們生活狀況的記載非常豐富。北魏(公元386～557年)時期的史料表明，曾有為數(shù)眾多的大食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在中國某些城市定居，其中包括今河南洛陽。公元622年即遷徙麥加之前，大食人便已在廣州建蕃坊。唐朝(公元618～907年)時期，他們已被納入政府的管理范圍。據(jù)《唐會要》卷一百記載，包括大食人在內(nèi)的異國人同當?shù)嘏油ɑ椋邮苷茌?。?

阿拉伯何時開始發(fā)現(xiàn)并意識到與中國保持對話與交流的重要性?這個問題可以在阿拉伯古籍中找到答案。穆卡達西在《地域知識》中提到：哈里發(fā)歐麥爾修書給伊拉克的將領，敕令他在通往中國的海路上建造一座位于波斯和阿拉伯帝國的城市，即巴士拉。哈里發(fā)曼蘇爾非常重視與中國的交流，歷史學家泰伯里(號艾布·賈法爾)曾提及，當762年曼蘇爾為阿拔斯王朝的新都巴格達城奠基時說過，“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們和遙遠的中國聯(lián)系起來。”在這一點上，阿拉伯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不僅和統(tǒng)治者們達成共識，而且成為文明對話的中堅力量，其中有：馬蘇第、胡爾達茲比、伊本·法基、伊本·羅斯特、來自西拉夫港的蘇萊曼、伊本·歐拜德·阿卜杜拉·本·嘎西木。正是得益于他們的著作，阿拉伯和世界才開始了解中國。這些書內(nèi)容豐富，涉及政治、經(jīng)濟制度、文學、宗教、物產(chǎn)、醫(yī)學，甚至還指導人們?nèi)绾吻巴袊?，中國與阿拉伯的港口，如波斯離(巴士拉)、蘇哈爾、俄波拉、阿宜宰布、索馬里的阿丹(亞丁)等就此形成了緊密聯(lián)系。阿拉伯歷史、地理古籍中現(xiàn)存的大量關于中國的翔實資料，足以證明這種文明對話的深度、頻度和廣度。中國的有識之士同樣對此報以熱忱，雖然相隔萬里，但他們對生活在那個友好文明國度的人民并不陌生，地理學家賈耽(公元730～805年)在《廣州通海夷道》中詳細記載了從中國通向阿拉伯地區(qū)的航線，其中還特意提到索馬里的澤拉港、亞丁港、蘇哈爾、俄波拉及巴士拉。

公元726年，漂泊在外11年的中國人杜環(huán)終于回國，居住于庫法并在阿拉伯各國游歷的經(jīng)歷為他寫下《經(jīng)行記》提供了大量素材。在書中，他積極正面地描述了大食人的形象、文化狀況、繁榮的經(jīng)濟以及規(guī)劃有序的城市，還特意提及在伊拉克有許多中國畫家與織絡者(即紡織匠人)，其中二人名為樊淑和劉沘?！杜f唐書》與《新唐書》正面介紹了阿拉伯的風土人情，二者均以熱情洋溢的筆調(diào)贊揚了先知穆罕默德其人其事。

無疑，官方和民間的重視程度加深了阿中文明的相互理解。大食人與中國人在唐朝期間頻繁交往，直接促成了古代第一次文明對話的盛會在長安(今天的西安)舉行，正如李約瑟在對中國科學與文化考察之行中所描述的那樣，阿拉伯、古敘利亞、波斯的學者蜂擁而至，與中國、高麗、北部灣(印度支那半島)的學者齊聚長安，在首都長安雅致的亭臺樓閣里交流宗教與文學。

由此可以斷定，巴格達和長安的確是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中心。

阿拉伯學者前往長安進行交流并學習中國科學知識的同時，中國的學者也不遠萬里來到巴格達，向阿拉伯及穆斯林學者求學問道。伊本·納迪姆在《索引書》中提到，有個通曉阿拉伯語的中國人住在阿拉伯著名物理學家、化學家拉齊家中，跟隨拉齊學習知識，并記下了格林的十六卷著作。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仍未在中國現(xiàn)存的古籍中找到這些譯本。

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大批堪稱中國通的阿拉伯專家，其中首推伊拉克商人蘇萊曼。他是商人，更是一位杰出的實地考察家，也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的第一位漢學家。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他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經(jīng)濟制度進行了詳盡描述，記載了大量關于教育制度以及中國與僑民關系的寶貴資料。他對中國的某些宗教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之說十分熟稔，對當時大量使用的紙張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還首次向世人介紹了中國的飲茶習慣。此外，蘇萊曼還是當時記載唐朝及中阿社會、穆斯林統(tǒng)治者重視友好往來并優(yōu)先發(fā)展雙方關系的第一人。他在書中提到了廣州穆斯林社區(qū)(蕃坊)中的蕃長，“中國官長委任一個穆斯林，授權他解決這個地區(qū)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這是照中國君主的特殊旨意辦的。每逢節(jié)日，總是他帶領全體穆斯林作禱告，宣講教義，并為穆斯林的蘇丹祈禱。此人行使職權，做出的一切判決，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異議。因為他的判決是合乎正義的，是符合尊嚴無上的真主的經(jīng)典的，是符合伊斯蘭法度的。”。

至公元9世紀，兩大文明間的對話已持續(xù)了200余年，居住于中國的阿拉伯—伊斯蘭僑民以及阿中混血的后代已然成為中國人口與文化構成的一分子，他們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學、歷史與文化，甚至在某些領域出類拔萃，唐朝古籍對此多有記載，落籍中土的大食人李彥生憑借對中國哲學及文學的深厚造詣榮登進士第，獲取了在朝堂謀職的資格。在筆者看來，伊斯蘭與儒家的對話正是自唐朝始，而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言始于元朝。這些阿拉伯一穆斯林的先驅(qū)學者們所登的進士科類似于今天的博士學位，若非對以儒家之道為要義的中國古代哲學及其思想領悟至深，絕不可能獲此殊榮。從中可以肯定，穆斯林學者早就注意到了儒家之道與伊斯蘭教思想之間極大的相近與契合。

二、宋元時期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對話

宋朝時期(960～1279年)，大食人在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化的學校里旁聽學習，伊斯蘭教法官穆斯林的哈的穿起了中國的服裝，阿拉伯的外交使節(jié)與商人對中國的宗教和文化表示了極大的尊重，他們與中國人一起走進寺廟與道觀……這些都是雙方深入為了促進交流，互市應運而生，這是古代世界的第一批經(jīng)濟自由貿(mào)易區(qū)，廣州和泉州等地均在此列，包括阿曼商人在內(nèi)的阿拉伯商人兢兢業(yè)業(yè)，對建立、繁榮、管理互市和港口委實功不可沒，辛押陋羅便為其中典范，中國古籍對此人多有提及。據(jù)筆者考證，此人原名為阿卜杜拉，曾于廣州城的蕃坊中擔任蕃長，遂以商入仕，被任命為僑民的長官。而穆斯林商人名為蒲壽庚者實為阿拉伯裔，原名可能為艾哈邁德·紹基，此人曾任提舉市舶司。

元朝時期(1271-1368年)，阿中兩大民族間的交流極為和諧與默契，阿拉伯語、中文及波斯語古籍對此均有大量記述。伊本·白圖泰游記記錄了當時在中國的回回與穆斯林的狀況。由此可見，元朝統(tǒng)治者不僅延續(xù)了前朝對外交流的積極政策，還將其發(fā)揚光大。伊本·白圖泰寫道：“中國每一個城市都設有謝赫，掌管穆斯林事務。另有法官一人，處理他們之間的訴訟案件?！薄八麄兌际艿饺藗兊姆Q頌和尊重?！被鼗睾屯鈦砟滤沽衷谠膹R堂之上官居顯赫。艾布·朱拜勒說道：“穆斯林在蒙古宮廷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中有的是文學家或軍隊將領，有的則在政府各部門擔任要職。數(shù)學領域獲得極大發(fā)展，大數(shù)學家紛紛涌現(xiàn)，其中某些人甚至還擔任了大臣?！焙霰亓宜C布的法令和圣旨甚至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和波斯語。

1311年之前，處理伊斯蘭教事務的官方機構蕃長司已經(jīng)建立，并于1312～1328年間進行了機構重組?；实垲C布圣旨支持建立回回學校，以發(fā)揮其在科學方面的先驅(qū)作用。1270年，忽必烈在元朝的大都和上都分別設立伊斯蘭式的醫(yī)療機構廣惠司。穆斯林在中國設立了許多回回學校，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真定的回回學校，除教授伊斯蘭教知識外，還設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課程。元朝皇帝在大都和上都為達官顯貴設立醫(yī)院。1289年，專事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書法的全國性機構創(chuàng)辦，此外，它也可能教授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同年，為穆斯林青年開辦的回回國子學創(chuàng)立，并于1314年擴大為回回國子監(jiān)。公元13～17世紀，希吉來歷曾為中國的歷法制定提供了重要參考。利用七曜紀日的方法也由阿拉伯和穆斯林天文學家首次引入并運用于中國歷法。

阿中學者從對方的醫(yī)學典籍中大受裨益，正如拉施特在列出擬編寫的總書目后說道：“我們想在這套叢書中加上以前未曾被列入的典籍，但它們早已在各國散佚。我們費盡心力終于找到了其復本。我將它從中文譯為波斯語，然后又譯為阿拉伯語。即第一部：介紹中國的脈學的理論與實踐；第二部：我們正在使用以及未使用的針灸學；第三部：從本草和方劑兩部分介紹中國的藥物學；第四部：中國人的典章禮儀。元朝崩潰后，在大都的宮廷中共發(fā)現(xiàn)了36冊阿拉伯及伊斯蘭醫(yī)書。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對話在元朝達到巔峰。文明之間的交匯、交流與融合產(chǎn)生了巨大合力，一大批阿拉伯裔和穆斯林思想家、作家、詩人和儒學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

官至回回炮手總管的瑁實戴(也譯為瑁實帶)便為尊崇儒家學說的儒學家之一，駐軍河南時曾以其家資費時十年建立書院。其子慕顏帖木兒，本名或為穆埃伊農(nóng)·帖木兒。此人亦有學行，曾造藏書閣收錄儒家經(jīng)典。二人均曾生活于延佑年間(公元1314～1320年)。

回回和外來穆斯林不僅尊崇儒術，還在文學方面頗有建樹，是中國古詩創(chuàng)作中不可或缺的群體，其中的著名詩人有：薩都剌、丁鶴年、馬元德(吉雅漠丁)、魯至道、哲馬魯丁、別里沙、仉機沙、買閭等，但若論其中較為杰出者則非薩都刺莫屬。此人原名薩阿都·拉(Sa'd Allah)，字天錫，生卒年份為1272年至1348年。0據(jù)中國古籍記載，他生于穆斯林世家，中國文學家毛晉稱贊他為“南國名家0。今其詩諸體俱備，磊落激昂，不獵前人一字?！薄?9J63薩都刺的詩作刻畫了元代的社會生活，他長于言情，以人文關懷之心抨擊世間不平，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佼佼者，他才思敏捷，著作頗豐，其詩集《雁門集》時至今日仍膾炙人口。元末杰出穆斯林詩人丁鶴年與薩都刺不分伯仲，他浸淫儒家學說多年，深諳中國古典詩歌之道，詩風獨特，令人叫絕。但可惜只得兩部作品集傳世，即《丁鶴年集》和《丁孝子集》。穆斯林文人高克恭詩畫并舉，對中國儒家思想和中國古代歷史及文學研究獨到。阿拉伯穆斯林贍思(1278～1351年)既是政治家又是歷史學家，曾在中國科學和文化領域做出過突出貢獻。他博于經(jīng)學且精于易學，曾編撰12部文集，內(nèi)容涉及儒家、道家、占卜、地理、歷史、水利(例如其著作《河防通議》)，并編譯了《西國圖經(jīng)》、《西域異人傳》。筆者認為，《西域異人傳》中包括了先知穆罕默德及一些作家的生平傳記，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南京大學研究元史的陳德之教授推測正確的話，這部作品還很有可能記載了阿拉伯地區(qū)極為寶貴的地理歷史資料。令人遺憾的是，《西國圖經(jīng)》、《西域異人傳》這兩部作品早已散佚。

穆斯林女性也對文明交流做出了突出貢獻，《明史》及其他文獻資料都證明，她們中曾產(chǎn)生不少杰出的詩人及文學家，穆斯林女文學家月娥為元末武昌縣的達魯花赤哲馬魯·丁的女兒，通曉中國古代經(jīng)典作品，甚至可以用漢語寫作。

尤需一提的是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和也黑迭兒。賽典赤·贍思丁曾歷任不同官職，但在任期間始終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的繁榮和進步。于云南就職期間賽典赤政績卓越：興水利、教耕種，積極引入該地缺乏的物產(chǎn)；省徭役、輕賦稅，大大減輕了農(nóng)民的負擔。云南人民開始脫貧致富，昆明第一次成為云南地區(qū)文化、經(jīng)濟和貿(mào)易中心，而云南也就此走向繁榮，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關心鰥寡孤獨廢疾者，為他們提供衣食。雖然他有許多事跡值得稱道，但其中最能引起筆者關注的是他采取的宗教政策以及處理與當?shù)馗髅褡尻P系的種種舉措。他不僅修建清真寺(如永寧寺和南城寺)，還修建廟宇和學校、大力推行儒學教育，是云南有史以來建孔廟、辦廟學(1274～1276年)的第一人。他十分重視醫(yī)學、天文等其他知識的教育，由他創(chuàng)辦的文廟是第一座不以民族、家庭背景為考核條件的學校。他購置學田，并對外租賃，此舉既為學?；I措經(jīng)費，也為各族子弟入學大開方便之門。包括云南少數(shù)民族志在內(nèi)的一些中國文獻都記載了當?shù)厣贁?shù)民族與賽典赤·贍思丁締結(jié)的美好情誼，他尊重當?shù)厣贁?shù)民族及其生活方式、宗教、文化遺產(chǎn)，而百姓也在其管轄下安居樂業(yè)。在他任職六年后，大理國接受了中央政府的管轄，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一些中國學者都注意到賽典赤·贍思丁注重建孔廟、辦廟學，采用儒家學說對當?shù)匕傩占右越袒?，但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他篤信伊斯蘭教，卻何以在云南舍伊斯蘭教而求諸于儒家學說以經(jīng)世濟民。有些學者無法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便將其歸結(jié)為賽典赤·贍思丁接受漢化的結(jié)果。但另一名中國學者王建平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云南邊陲歷史文化悠久，早在元朝之前就已經(jīng)與中原文化相通，云南人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而包括賽典赤·贍思丁在內(nèi)的回回官員正是得益于此，才能促進該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社會發(fā)展。”但更要指出的是阿中文明的交流源遠流長為他充分理解當?shù)匚幕於嘶A，儒家學說與伊斯蘭教教諭中的眾多不謀而合之處令身處中國的穆斯林對儒家學說懷有天然的親近感。因此，他在當?shù)卮罅ν瞥缛寮覍W說不足為奇。事實上，他恪守伊斯蘭教教諭，因此才能以公正公平之心尊重他人及其文化與經(jīng)濟權利。贍思丁在云南推行的伊斯蘭教政策的確大獲成功，伊斯蘭教的影響在云南境內(nèi)隨處可見便是最好證明。當他去世時，云南的少數(shù)民族無不為之悲痛扼腕。七百余年來，云南百姓不論其宗教、文化背景如何，都對這位德才兼?zhèn)涞南剃柾踅豢诜Q贊，他與百姓之間的深厚情誼從中可見一斑。贍思丁從伊斯蘭教的公正中汲取養(yǎng)分，從而具有了正直的秉性、廣博的學識以及真誠尊重他人的品格，其人道主義精神和寬容的性格無疑對當?shù)匕傩债a(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各族百姓雖在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卻親如兄弟。正如《古蘭經(jīng)》中所言：“眾人啊!我確已從一男一女創(chuàng)造你們，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在真主看來，你們中最尊貴者，是你們中最敬畏者?！?

也黑·塔西爾是元朝杰出的穆斯林建筑學家，中國學者稱其為“也黑迭兒”，其生平記載于中國古籍，也可見于為紀念其子馬合馬沙樹立的石碑。據(jù)石碑記載，他的祖先應為唐朝的大食人。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其掌管茶迭兒局，負責建造元大都。也黑迭兒在規(guī)劃時嘔心瀝血，受任勞貰，夙夜還遑，力圖使整個設計宏大巍峨。他不僅著力凸顯皇宮整體的莊嚴富麗，宮殿、大廟、鐘鼓樓等的恢宏華麗，還精心規(guī)劃城墻、宮門、都城內(nèi)的通衢及民居、宮城內(nèi)的官署、宮闕，力圖使各處設計渾然一體。1264年，也黑迭兒提議建造的瓊?cè)A島終于開始動工。瓊花島、北海、園林與皇家宮殿有機融合，是中國傳統(tǒng)建筑學的杰出代表，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建筑風格和審美旨趣，對時空概念和中國文化、文明的精準把握，以及對“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建筑理念的深刻理解。這項偉大工程深得元世祖的贊賞，然而過度勞累使他在都城完工不久便溘然長逝，其子孫如馬合馬沙、木八刺沙、烏馬兒等人繼承了他的衣缽，均任職工部，掌管茶迭兒局，致力于修繕和續(xù)建他所設計建造的元大都。也黑迭兒于1258年建造的都城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北京城面積相當，是如今北京城的基礎，當年也黑迭兒規(guī)劃設計的寬敞街巷至今仍得以保留。東單大街、西單大街、東四大街、西四大街、東直門大街、鼓樓西大街、朝陽門內(nèi)大街……這些街道在元大都時便已存在，只不過街名略有不同而已。但如今徜徉于紫禁城、漫步于其寬敞街道、欣賞北海公園美景的中國人以及外國游客中又有幾人知道這位偉大的阿拉伯建筑師也黑迭兒。

三、明朝(1368～1644)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的持續(xù)

明朝時期，最能彰顯兩大文明交流成果的便是明朝政府派遣鄭和幾度下西洋的偉大壯舉。1405～1433年間，鄭和帶著中國朝廷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友好文書，數(shù)次率領船隊前往阿拉伯國家和沿海港口進行友好交流。船隊浩浩蕩蕩，在每個阿拉伯港口和城市均受到盛情款待。據(jù)《明史》記載，鄭和曾經(jīng)站在佐法爾國王面前宣讀明成祖的詔書，佐法爾的國王立刻“差頭目遍諭國人”，并與中國船隊交換物產(chǎn)。鄭和將友好文書傳遞給也門、索馬里、阿曼、麥加的蘇丹和國王，其船隊可能到過吉達，也可能到過蘇丹東部的阿宜宰布。而阿拉伯國王、蘇丹和王子也分別從刺撒(哈薩)、阿丹(亞丁)、祖法兒(佐法爾)、天方(麥加)等地出發(fā)，帶著友好文書和各色禮物前往中國進行回訪。

15世紀中葉，文明的交流在歐洲試圖控制古代世界的港口和交通要道的野心中遭遇重挫，印度洋、阿拉伯灣、紅海沿岸及港口的居民在聽慣了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船隊的號子聲后，第一次聽到了西洋船隊的隆隆炮聲。西方的軍事征服阻隔了紅海到印度洋之間的商路，也妨礙了阿中兩大民族間的文明對話，然而對話并未完全中止，因為自15世紀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穆斯林正如兩者之間的橋梁，始終保持著與阿拉伯地區(qū)的聯(lián)系。

四、結(jié)語

因篇幅所限，筆者只能如蜻蜒點水般對中世紀阿中文明漫長的對話交流史加以概述。它有力地證明了文明共存共生的必然性，消除了戰(zhàn)爭，彌合了嫌隙，也藉此表明：膚色、種族、性別與宗教并不是障礙，文明之間并非只有沖突。

阿中人民樹立了公認的道德準則，從而讓文明交流的成果澤被世人。中國的貨物、紙張等各項發(fā)明、藝術及包括茶文化在內(nèi)的習俗經(jīng)由阿拉伯人之手源源不斷地向外擴散，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也由此鞏固和凸顯了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

雙方的經(jīng)濟在交流中獲得雙贏，古代世界的第一批經(jīng)濟自由區(qū)在廣州、泉州、揚州、杭州、蘇哈爾、俄波拉、波斯離、阿丹、阿宜宰布、忽魯謨斯等經(jīng)貿(mào)中心得以建立，掀起了古代世界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阿中商人、外交使節(jié)充分意識到和平發(fā)展雙方關系、加緊經(jīng)濟交流的重要性，為此他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積極為船隊和商隊開拓道路，他們在兩者的經(jīng)濟間締結(jié)牢不可破的聯(lián)系，然后以融為一體的巨大經(jīng)濟共同體身份面向世界市場，推動了最早的全球化浪潮，促成了帶有獨特阿拉伯、中國特色的自由資本流通。

交流促進了宗教研究，而其他國家直到幾個世紀后才意識到其重要性。在雙方關系發(fā)展的繁榮時期，為數(shù)眾多的穆斯林和中國學者、教法學家致力于宗教、哲學的研究，探究伊斯蘭教和儒家學說的異同。第一批通曉中國問題及文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專家于唐朝涌現(xiàn)，因此筆者有理由認為，宗教領域的對話始于唐朝，在元朝達到巔峰。

阿中文化的寬容性為兩者的對話營造了和諧氛圍，旅居中國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在整個中世紀都享有極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中國宮廷賦予了他們在其聚居區(qū)內(nèi)享有多項權利的自由，這種類似于現(xiàn)代意義上自治管理模式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他們可以按照伊斯蘭教教法行事，也可自由地與海外的穆斯林及哈里發(fā)保持緊密的聯(lián)系。

筆者注意到，當其他民族，如意大利民族開始關心在中國所保留的文化遺產(chǎn)、印度人試圖重繪中印之間的絲綢之路并追尋泉州的印度文化遺跡、西方人大張旗鼓地宣揚馬可波羅的中國游記、猶太人在中國尋找他們曾經(jīng)留下的痕跡時，在中國擁有歷史遺跡最多的阿拉伯人和外來穆斯林卻對此漠不關心，渾然不知竟有如此眾多的古籍和古跡在默默等待他們的眷顧。因此，筆者特提出一些建議，希望引起對中國現(xiàn)存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遺產(chǎn)之重視和保護，以史為鑒，方能為未來的對話與交流開辟道路：

(1)應盡早在云南建立賽典赤·贍思丁研究中心并為其建立紀念館；同時，在布哈拉，為賽典赤·贍思丁家族的歷史研究提供資助，以彌補在布哈拉及中國兩地研究賽典赤·贍思丁家族史及其地位時史料的不足；

(2)與伊斯蘭國家的歷史研究機構、阿拉伯駐京使館及中國相關機構合作，爭取每年或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以紀念賽典赤·贍思丁，以弘揚他在阿中文明對話以及為中國的繁榮和穩(wěn)定所做的貢獻；

(3)阿拉伯相關機構應為保護云南地區(qū)賽典赤·贍思丁的歷史遺跡貢獻力量，其中包括他帶領修建的水利網(wǎng)、清真寺、廟學基礎設施以及他的墳墓等；

(4)與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建筑史研究中心合作，建立阿拉伯建筑師聯(lián)合會，并與阿拉伯駐京使館與中國相關機構進行協(xié)調(diào)，在北京組辦年會，紀念北京城的建筑者也黑迭兒，討論其建筑成就；

(5)在也門、阿拉伯聯(lián)合酋長國、阿曼蘇丹國或其他鄭和曾經(jīng)到過的阿拉伯國家舉辦國際會議，紀念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

(6)鑒于阿拉伯半島在見證伊斯蘭教誕生中的重要意義，應與某個海灣國家召開伊斯蘭教與儒家學說對話的國際會議，而此前阿拉伯國家從未舉辦過任何儒家學說與伊斯蘭教對話的論壇；

(7)泉州至今仍然保留了許多歷史遺跡，如清真寺、道觀、佛寺以及教堂的遺址，以及為數(shù)眾多的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其他各種宗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猶太人、印度人的墳冢。因此，建議中國政府能在泉州召開國際會議或論壇，探討文明對話，共襄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