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我首先提出一個問題，《黑駿馬》是不是回族文學？

　　這個問題非?？尚?，如果放在民間或者文學評論界，他們會說你弱智啊。但這個問題的提出不是沒有來由的，我們的學術界一直在嚴肅而認真地討論著這個問題，甚至為之寫下大量的專著，然后得出了結論，《黑駿馬》就是回族文學，因為它是回族作家的作品。

　　回族作家的作品被視為回族文學的充分條件，這是學術界撒下的一個彌天大謊，是對民眾進行的一場敷衍式的誤導。它使我們的文學概念變得含混不清，使我們的文學研究變成了一種自言自語。這種認識在無界限地轉(zhuǎn)移、抄襲、交流的過程中，又形成強大的話語潮流，最終將真相淹沒，社會看到的是一個虛假的回族文學現(xiàn)象。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我想，一是真正意義上的回族文學作為一種現(xiàn)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fā)生。僅有的文學行為還遠沒有形成集群效應，它的作家群的存在還令人懷疑。這讓我們的學術界找不到充分的資料和依據(jù)來支持命名行為。但學術的功利性卻給牽強附會和生拉硬扯提供了動力，于是會出現(xiàn)似是而非的理論和判斷。二是對于僅有的文學現(xiàn)象，我們?nèi)狈ψ约旱奈膶W評論隊伍，這給學術界留下了以非文學的方法論占有資源的空間，而學術并不對文學負責任——我們的學術界流行的是拋棄研究的情感成分和文化內(nèi)涵，而執(zhí)著于文本的表面邏輯，而這一懦弱表現(xiàn)既有學術動機的不潔，學術立場的不定，也有對國外前沿觀念的功利性的借用——學術在乎的是資料的組合和理論的克隆，也就是話題的自圓其說，甚至為意識形態(tài)承擔責任的圖解和利用。這時，文學的本質(zhì)和內(nèi)涵已被遠遠的拋開。三是一種弱勢心理的強迫反應。弱勢心理有史以來就像巨大的陰影籠罩在回族發(fā)言人的頭頂，反抗這一弱勢狀態(tài)的方式就是對自我的改造和對主流的迎合，反應到文學理論領域就是削足適履地將一些民族的元素削弱，而牽強附會地將一些非民族的元素吸納進來，以適應學術家的自圓其說。另外，不得不注意的是，這種強迫反應的嚴重后果是，抹殺本民族的固有特征，稀釋并且擠壓本民族的固有話語，為以“全球化”為標識的文化殖民提供內(nèi)部支持。
文學的命名不應該是一場學術行為，而應該是一場文學行為。特別對于回族文學來說，文學現(xiàn)象還在襁袍之中時，學術的先行就像無根之木令人保持質(zhì)疑。如果企圖通過這樣的學術行為來培育或引導回族文學現(xiàn)象，其結果可能適得其反，那就是回族文學在它的萌芽時期就失去存在的土壤。

　　那么什么才是回族文學？

　　其識別系統(tǒng)的建立應該只有一個標準：關注回族人的有回回民族生活和文化特征的文學。除此之外，便是對回族文學概念的強暴，不管是高水平的蓄意還是低層次的無意。

　　對這一問題進行引伸，會獲得一種簡單的認識，如果沒有回族的文化符號，比如清真寺、男人的禮拜帽、女人的頭巾等等，你無法從視覺上確認一個回族人；如果沒有對以清真寺為核心的社區(qū)的關照，你就不能說這是回族的社群生活；如果無視伊斯蘭文化對于回族的人格、心理和文化生態(tài)的塑造，你就不能說這是回族文化。回族人長期以來面臨著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母體與個體的疏離，面臨著族群特征的保守與稀釋，傳統(tǒng)文化的衰落與重構，但所有這一切圍繞的核心就是那勿庸置疑的文化特征。

誰在命名著回族文學

　　文學的命名只能由作家及其作品來完成。就像唐詩的命名只能由李白、杜甫們來完成，宋詞的命名只能由蘇東坡、柳詠、辛棄疾們來完成。同樣，中國古典文學的命名就是由四大名著及其作者來完成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就是由魯迅、沈從文、穆旦們完成的。我們談論拉美文學，并對其有明確的認識，首先是我們認識了馬爾克斯、胡安·魯爾福、博爾赫斯及其作品，是他們命名了這一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學現(xiàn)象。

　　回族文學是正在啟萌的文學現(xiàn)象，在張承志以前，這一文學品類基本上說是不存在的。這一說法不是對以前回族文學作品的否定，而是指他們的作品對回族文學這一概念的貢獻微乎其微。張承志啟蒙了回族文學，也給了回族文學迄今為止尚無人攀越的高度。在這里，我們沒有必要把《黑駿馬》是不是回族文學這一可笑而幼稚的問題提出來。我們要討論的是他的真正以典型的回族為寫作對象的作品，《黃泥小屋》、《心靈史》、《西省暗殺考》以及收入《回民的黃土高原》的小說和一系列散文。當然，張承志的作品中有超越回族文化、超越回族意識的內(nèi)涵，這只能表明張承志個人占有的高度，和他更加寬闊的歷史和文化情懷，這一高度是可以被納入中國當代文化的概念中考量的。

　　這里我們只討論他對回族文學的貢獻。第一，他是以文明內(nèi)部的發(fā)言者的姿態(tài)進入角色的，而且多年來他一直在努力轉(zhuǎn)換自己一個外來文明者的身分，與回族這一族群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關系。也就是說，他是回族的一分子。這一角色與血統(tǒng)沒關系，與戶口本的民族欄沒有關系，這是一種心理與文化的溶合，情感的溶合，是信仰的歸依。很難想象，如果張承志僅僅是一個涌動著蒙古高原的情感游走在主流文化的曠野中的人，他能書寫回族？第二，張承志的回族題材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回族文化特征，這一特征可以被稱為“聚居區(qū)特征”。什么是“聚居區(qū)特征”？我認為可以理解為以清真寺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社區(qū)特征，回民叫其為“哲瑪體”。我想不管充滿功利主義的學術界如何理解，在真正的民眾中間，在創(chuàng)造和承擔了回族文化的社會主體——回回人中間，哲瑪體是唯一識別回族文化的標志。張承志之所以能夠代表回族文學，就是他所關注是就是哲瑪體中的回族人。第三，文學是張承志最主要的表達方式，不管是他的小說還是散文，而他的文學是對回族外部的發(fā)言。他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為回族文學爭得了一個席位，這個席位因為他對整個中國文學的貢獻而顯得清晰而耀眼。

　　有人甚至說，由于張承志的提升，回族文學在當代中國文學中有了一流的品位。對此，我不以為然。張承志更多的是代表個人的高度，而談論回族文學則要考量的是集群效應，就是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創(chuàng)作隊伍和文化影響力，這一點，往往是讓我們不得不慚愧的。石舒清曾經(jīng)接受我的訪問是說過，整個哥倫比亞文學有一個馬爾克斯足以說明問題，但我的看法是，整個拉美文學，僅有馬爾克斯是不夠的。這可能是作家與評論家的認識區(qū)別。

　　在張承志之后，石舒清是給回族文學進行著有力的命名行為的重要作家。石舒清比張承志更具感性，也就是文學性。柏拉圖曾經(jīng)以文學是感性事物而對之不屑一顧，但柏拉圖對于文學的感性品質(zhì)的論斷卻是準確的。我曾在一篇評論中說過，“由于對魯迅作品的執(zhí)著的偏愛，石舒清的語言越來越有了魯迅那種蒼涼荒疏的品質(zhì)，暗藏的熱情，憫柔的憂傷，力透紙背的精確和不可復制的隱喻。”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已經(jīng)躋身于當代中國文學的經(jīng)典，而他的《旱年》、《開花的院子》、《疙瘩山》等作品，都直指回族人的內(nèi)心，完整而深刻地表現(xiàn)了回族人的心理素質(zhì)和西海固獨有的文化生態(tài)。從石舒清身上我們總是看到莽莽生活中美麗的浪花，回族人那不屈不撓的生命激情。這一點我們從其他回族作家身上幾乎看不到。

　　從石舒清身上我們看到回族文學的一系列高貴品質(zhì)：一，文明主體的寫作心理。如果說張承志對回族文化是熱情的擁抱是主動的溶合，那么石舒清與回族文化之間則是與生俱來的血濃于水的親情，他是回族的兒子，而不是親戚。二，對回族文化的無限熱愛。石舒清的身上沒有反叛、悖逆的思想，沒有出走、脫離的姿態(tài)，沒有媚俗和自我放逐，甚至沒有痛苦和憤怒，他是安靜的，恬淡的，這些都是回族文化中傳統(tǒng)而古典的精邃對他持續(xù)塑造的結果。三、生命理想主義的寫作追求。他的《清水里的刀子》、《旱年》、《疙瘩山》以及今年的《拱北》等作品，對于蘇菲秘境的探尋，對于生命價值的追問，已經(jīng)觸及到回族人文化心理的深層。

　　在張承志和石舒清之外，對于回族文學的命名處于含糊地帶。這一領域可以被稱為回族文學的邊緣帶。邊緣帶寫作的表現(xiàn)可以概括為：作者的回族身份或作品的回族符號，但作品并不承擔回族文化的道義和責任，并不指向回族文化的經(jīng)典內(nèi)涵，甚至與回族文化全然無關。以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為例。這部作品雖然運用了大量的回族文化符號，但其寫作動機卻是非回族文化的，作者的有意誤讀和曲解，對強勢文化的諂媚和討好，使其遠離回族文化的本質(zhì)和內(nèi)涵，以叛逆和否定構成小說的主題，而這一主題假借的是歷史的名義。所以，將《穆斯林的葬禮》歸于回族文學只能說是牽強附會的攀附，將邊緣帶寫作歸于回族文學是對回族文學名義的削弱，甚至抹殺——這一問題在此不作展開討論了。

　　當然，作家的寫作是純粹的個人行為，宏大的人文關懷并非文學寫作唯一的方向。但學術和文藝批評應該確立人文的標準，還回族文學以清白和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