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回族主體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開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稱為回回人的中亞各族穆斯林的東遷，但從共同的居住區(qū)域門“蕃坊”人共同的語言（通用漢語并夾雜有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等詞匯入共同的心理素質（屬穆斯林）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大多數經商）來看，唐宋時期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們，或者說兩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雖不能與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來理解也是比較準確的。因為在元代之前，這些早期回族的人數已具備相當規(guī)模。在宋元之交的詞家周密的《齊東野語》中記載著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軍進攻襄陽時，宋襄陽的宋軍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雜識》續(xù)集下《盜馬踏淺》條，記載著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軍渡江南時，宋軍中的回回兵，常從江水淺處潛渡至江北盜蒙古軍馬，有時所盜馬多至三、四百匹。從所盜馬數可知此兵不在少數。另據宋無名 氏《昭忠錄》記載：“1235年（南來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闊瑞率兵五十萬，由寶雞南面的大散關南攻。宋將曹友聞率兵在西州（今陜西勉縣）南大安（今寧強縣北人雞冠山、回回寨一帶拒戰(zhàn)。曹友聞是甘肅天水人，為宋初名將曹彬之后，先任天水軍教授。1234年蒙古軍滅金后，宋政府令曹友聞招募忠義軍備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將武仙、汪世顯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軍滅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個長的時期中，說明西夏境內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錄》中記載曹友聞所招募的忠義軍中有回回兵，且稱之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官都曾消滅蒙古軍10余萬，從中也可估計出回回兵不在少數，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說明回族確實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時西夏本身占據著絲綢之路的大動脈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紀前半期，伊斯蘭教的呼羅珊王阿布·哈森·納沙爾（913—942年），曾企圖殺掉在撒馬爾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鶻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說：“在我國中伊斯蘭教三倍于在你國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們殺死一個摩尼教徒，我將把國中的伊斯蘭教徒加以監(jiān)視，甚至殺了。”（見阿拉伯人奈丁《群書類述入馬蘇第《黃金草原》、福慮格爾《摩尼師及其著作》等書》事情發(fā)生在五代時期。說明緊連河西走廊的吐魯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戰(zhàn)爭的《狄青復奪衣襖東》一劇，劇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滅亡（1227年）不到半個世紀時，馬可波羅來到河西走廊，當時敦煌、張掖等地都居住著伊斯蘭教徒。所以有的學者認為，中原回族形成的時間不遲于十二世紀晚期，而長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問題上，這里需要補充兩點。一是由于唐宋時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條件和機遇沒有元代那樣的大環(huán)境優(yōu)越，所以當時許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們漢化的現象比較嚴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實卻是存在的，包括許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統(tǒng)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濃郁的漢文化氣息，由于當時這些后代與伊斯蘭文化聯系不多，所以受漢文化影響大，相當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漢族。還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漢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為數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淵源的。如《通鑒》卷248武宗會昌六年條有“夏州節(jié)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人中國，子孫遂以為姓。”又如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說：“西域米國胡人人中國者，因以為姓。”近代也有人對西安漢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進行過研究，認為皆出于九姓胡。而從明清兩代在西安地區(qū)留存的有關回族伊斯蘭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較多，至今仍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灣、曹家廟、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東、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義遷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見早在唐宋時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漢人，漢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在中國長期發(fā)展的情況看，逐漸在中國形成一個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體和主體的全面形成卻是由于蒙古貴族的西征，回國人的東遷，從而構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體框架和結構分布，所以說，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則是蒙古西征軍強迫東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