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極限的張承志
回回民族在中國這一偉大的五色土組成的廣闊陸地上生活了上千年歷史，是一個在長期的歷史變遷和民族相互融合中形成的一個非常獨特的新型民族群落，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歷史與客觀事實?；鼗孛褡鍙漠悋l(xiāng)先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歷史朝代來到中國安家落戶，尤其是在元朝，由于戰(zhàn)爭之故，從西亞、北非、東歐西亞、中亞和西域掠奪、俘虜、奴役來的各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而后形成的一個特殊的回回民族共同體。回回民族在中華民族的歷朝歷代，在中華民族的不同歷史階段，既有過輝煌的歷史，也有過悲慘的經(jīng)歷；既有過政治與經(jīng)濟地位顯赫的時期，也有過遭受壓迫歧視的卑賤時期。
最使回族刻骨銘心的歷史傷痛記憶莫過于自明代以后，除了保留馬、納、哈、田、穆等姓外，其余都賜予漢姓，分散于全國各地居住，形成了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生存狀態(tài)和地域格局，原來固有的尊崇的色目人的歷史地位開始動搖、位移以致于不斷降低，民族語也開始一天天受到限制，逐漸開始削弱。一直到了清朝，回族遭受到清朝政府三大歷史時期——乾隆、道光、同治王朝期間大型的殘酷的血腥鎮(zhèn)壓和大屠殺，致使回回民族背井離鄉(xiāng)，妻離子散，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完全喪失了原來殘存的一點本民族語言和文字，而后又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流放、發(fā)配、服役，成為回族歷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散，致使回族較為集中的地域空間日趨萎縮，越來越少，原來生活比較富庶的地方被迫放棄了，致使回族的宗教文化活動的場所也日趨萎縮。尤其是清朝末年，清朝同治皇帝重用湘人曾國藩做大臣，曾國藩重用湘軍首領(lǐng)左宗棠，制造了由曾國藩與左宗棠二人操縱為主的第三次大規(guī)模血腥屠殺、鎮(zhèn)壓、清剿西北回民起義軍的重大歷史事件，致使回族徹底喪失了自己的本民族母語——文字和語言，致使回族伊斯蘭教信仰活動的空間更加萎縮，萎縮到只剩下茍活于心靈世界的伊斯蘭宗教信仰了。與周游世界幾千多年的猶太民族相比，猶太民族只是喪失了自己賴以依存的土地，喪失了生存的家園，喪失了自己的國家，而回回民族除了喪失國家和土地之外，還喪失了一個民族生存賴以維系的母語――文字和語言。和喪失文字的中國其他少數(shù)民族相比較，回族簡直是一個被剝離和同化得只剩下“心靈世界的宗教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線了，只有存在心靈底層的伊斯蘭教信仰茍活地在證明著回回民族心靈信仰的鮮活存在。這與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民族大遷移歷史過程中被漢族同化、融化、異化的其他少數(shù)民族相比，北方，尤其是西北的回族，就因為有著堅定執(zhí)著的信仰而沒有被同化掉，還算是幸運的，當然，南方福建省的泉州、廣州、上海、江蘇、浙江、云南省等一帶曾經(jīng)是水上絲綢之路的伊斯蘭宗教傳播的發(fā)源地的有些回族早都被同化為漢族除外。
作為歷史學(xué)家和文學(xué)家的張承志深知這一點。張承志畢竟是生長在一個伊斯蘭教氛圍較濃的家庭，只是生長在漢族文化高度發(fā)達的京城腹地，青少年時期又趕上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于是“在人生的童年所受到的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是膚淺甚或有限的，還沒有形成一種具有排它性的民族特征與回回民族的心靈信仰的文化力量，當一種強大的漢民族儒家文化聲音湮沒作為少數(shù)民族的聲音的時候，一個稚嫩的心靈的可能的選擇已變得不言而喻了。”〔1〕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就這樣將各種民族宗教信仰推上了政治狂熱運動的斷頭臺，遭受狂熱政治運動的戕害。
在那個政治充斥著一切領(lǐng)域的歷史年代，一切傳統(tǒng)的宗教文化、宗教信仰、宗教習(xí)俗、宗教活動以及宗教人士都被判定為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歷史毒草，統(tǒng)統(tǒng)地被砸、被打、被搶、被禁、被燒，統(tǒng)統(tǒng)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被詛咒成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的封建迷信、封建余孽與封建糟粕的東西。這樣做了才能體現(xiàn)紅衛(wèi)兵大將與紅小兵小將的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氣概，顯現(xiàn)出紅衛(wèi)兵大將與紅小兵小將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徹底性。
伊斯蘭宗教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前所未有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沖擊、席卷與洗劫乃至浩劫。更有一些出格的做法，用暴力強迫穆斯林群眾交出《古蘭經(jīng)》，焚燒《古蘭經(jīng)》，炸毀拱北，拆除清真寺，批斗宗教領(lǐng)袖，批斗經(jīng)堂開學(xué)的阿訇，戴高帽子游街示眾，嚴禁過油香和過圣祭，嚴禁封齋，嚴禁禮拜，強迫阿訇養(yǎng)豬，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逼迫使信仰堅定、剛正不阿的阿訇跳崖自殺，用生命的神圣崇高尊嚴來抵抗這種滅絕人性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政治狂熱運動。作為在大都市居住的張承志來說，當然還沒有這種鄉(xiāng)村街頭巷尾的親眼目睹的直接感受和親身體驗了。回族茍存于心靈空間的伊斯蘭宗教信仰就這樣在強大的政治淫威下幾乎喪失殆盡了，經(jīng)堂語的記憶早已被剝離殆盡。
人的心靈世界有三道防線：情感防線、道德防線與理性防線。
作為在異國他鄉(xiāng)生存繁衍了上千年或者七百多年歷史的回族來說，一旦喪失了伊斯蘭教信仰，自然意味著伊斯蘭宗教文化完全讓位于漢族文化中心主義權(quán)威論的漢民族文化而成為隱伏于每個回回民族青少年的個體的人生之初的一個大背景，張承志自然也不例外，造成了兩種文化的心靈大錯位，那場尋根思潮，激發(fā)了他的尋根問祖的回回民族的潛在意識。
這樣的宗教異化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實行了對外改革開放政策，對內(nèi)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的大政策，才總算結(jié)束，民族宗教信仰政策也寬松了。伊斯蘭宗教信仰自由了，清真寺禮拜也開始相繼恢復(fù)，清真寺也開始修復(fù)或者重建，經(jīng)學(xué)堂也開門了，一切伊斯蘭宗教活動也開始了，無清真寺的鄉(xiāng)村也允許重建，拱北也重新修建起來了，回族有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活動場所，伊斯蘭宗教獲得了繁榮新時期的又一個春天。
在那個政治恐怖的歲月里，張承志與許許多多的回族的青少年一樣面臨著巨大的人性逼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動亂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十年間，他在內(nèi)蒙古烏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插隊落戶、上山下鄉(xiāng)期間，盡管對此有過這樣的不自覺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倘使他經(jīng)歷了回族聚居區(qū)的那一幕幕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和打、砸、搶的一樁樁慘象的話，他的心靈也許會產(chǎn)生極大的憤怒情緒，不僅僅是一種逼問，更多的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與民族仇視相交的情緒呢？加之他后來又被推薦上了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后來又攻讀了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讀碩士研究生，他心靈上的民族殘遭政治摧殘的陰影相對比較淡薄一些，只是失去民族語言與文字的痛苦感一直困擾著他的思緒，煎熬著他的心靈。
后期的他，心靈之所以完全皈依伊斯蘭宗教信仰，是因為他走進了回族聚居的生存條件差、溫飽尚未解決、生態(tài)惡劣、環(huán)境貧瘠、文化又落后的地區(qū)，訪問了曾經(jīng)遭受血腥屠殺的回族的后裔、走訪了拱北、道堂、清真寺；走訪了遭受政治迫害摧殘的回回民族的穆勒師德（作靜修道、能顯現(xiàn)“白熱克提”的賢哲臥里）、宗教領(lǐng)袖、阿訇、穆斯林群眾后，間接了解了回族心靈上的苦難民族歷史創(chuàng)傷，灼燒著他的心靈，燃起了他心靈和血脈里固有的血緣基因與民族皈依情結(jié)，集體無意識宗教信仰情結(jié)――執(zhí)著的伊斯蘭宗教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仙、信后世、信圣人、信復(fù)生）統(tǒng)攝下的“民族人道主義、英雄主義、信仰清潔主義與性命雙修的性靈神秘主義精神”。從血緣入手成為他尋找民族之根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也成為困擾他痛楚心靈的情感癥結(jié)。
因為，血緣是人類的最天然的本質(zhì)屬性，與其種族的繁衍相生相滅，具有種族相繼相續(xù)的前沿性、承繼性與后續(xù)性。人類的文明就在于她自覺地分辨清楚了血緣人倫關(guān)系，漢民族有“親緣通婚，其生不茂”的說法，漢民族之間的通婚必須超越五父才行。正因為人類的這一明確的科學(xué)認識，才避免了近親婚配而提高了人類種族的繁衍質(zhì)量。血緣意識的覺醒，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最顯著標志之一。
張承志也是借助血緣關(guān)系的尋根追溯尋找到了自己的“血緣在西亞”，而且又是“一個默默無言的民族”的后代。由于歷史的種種復(fù)雜原因，回族一沖出“母族的血胎”便深深的烙上了血緣前定的宗教屬性，一生與苦難相伴，因而蟄伏于祖先血脈里的神性存在，便注定了：回族的信仰伊斯蘭教具有一種潛意識的血緣上的先在結(jié)構(gòu)性。于是，我們回族的精神探險者、宗教信仰的癡迷者、文化上的孤獨者命中注定要尋找自己的精神的寄托和性靈皈依，必然要借助他的考古學(xué)轉(zhuǎn)向?qū)耐泻吞N含回族痛苦和冤屈的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靈訪古，必然要走進遭受清政府三次血腥屠殺鎮(zhèn)壓的苦難最深、最重的中國伊斯蘭教四大門宦之一的沖鋒在先、犧牲在前、勇決獻身在前的哲合忍耶虔誠信徒的心靈深處與性靈地帶，必然要走進大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走進遭受迫害最深的西海固的西吉縣的沙溝，吳忠市利通區(qū)的金積堡鎮(zhèn)的板橋村，他深深的感悟道：長久以來，我匹馬單槍闖過了一陣又一陣。但是，我漸漸感到了一種奇特的感情，一種戰(zhàn)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心靈史－走進大西北之前——代前言》
因此，對回回民族心靈文化探險者的張承志而言，“宗教的誠心皈依”實在是對母族宗教文化的本然皈依，即：文化上的“認祖歸宗”，更有尋找自我、尋找回來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深長意味。“宗教信仰是宗教的核心，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內(nèi)在的因素，但是,由于有信仰，人們的行為也就自然地受到信仰的支配與約束，形成人的宗教意義中的文化行為”?！?〕
因此，張承志的一系列的伊斯蘭宗教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靈訪古、宗教精神探險與性命雙修的靜功悟道情結(jié)，在不懂得伊斯蘭教文化的漢族學(xué)者心目自然產(chǎn)生一種認識上的誤區(qū)，其實，張承志的這種宗教行為，說到底還是一種伊斯蘭教文化的心靈皈依、民族宗教精神的跋涉探險行為與性命雙修的神性終極情結(jié)。
張承志在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讀書，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讀碩士學(xué)位時又學(xué)的是歷史學(xué)專業(yè)，由考古的“掘墓考古”變成“伊斯蘭教道堂、拱北、清真寺心靈境界探險的心靈訪古”，因為要搞清中國的伊斯蘭宗教文化的深層的索菲主義教理，隱秘的修道道乘，性命雙修的終極皈依，搞清中國回族四大門宦制度的淵源、承繼、流變與發(fā)展，搞清回族穆斯林聚居在拱北上墳祈禱的深層次隱秘精神皈依內(nèi)涵，必須要走進伊斯蘭教的道堂，走進拱北，走進清真寺，進行實地的觀看走訪，促膝訪談，進行心靈的個別溝通交流，進行心靈的體悟，進行性靈的參悟。通過多年的心靈尋訪：八次走進大西北、十幾次走進寧夏固原市的西吉縣的沙溝，乃至走進全國各地的伊斯蘭教的道堂、拱北、清真寺，他才深深的感悟道：拱北作為中國伊斯蘭教四大門宦的圣徒傳教士、臥里、穆勒師德的墓地，寄托凝聚著“回族的血淚史”，“蘊含著回族的冤屈史”，“潔白的拱北色彩里折射透視著回族苦痛歷史和鮮血染浸的靈魂”。拱北蘊含著死后皈依后世天堂的隱性世界的各個站口、關(guān)隘、站道，而“道堂則是伊斯蘭教四大門宦圣徒、傳教士、臥里、穆者師德傳道、授理的場所，也是圣徒、傳教士、臥里、穆勒師德們靜修、坐靜的場所”，而記載回族血淚史的真實故事卻鐫刻在這些代代的穆勒師德遵從“救理口喚”（真主在穆勒師德夢中隱秘傳遞的信息）口傳的賢哲的心靈秘史里。
因此，中國的伊斯蘭教拱北、道堂具有雙重蘊含意義。回族就是借助拱北與道堂來看守住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財富、歷史，借助道堂、拱北來不斷加深自己對民族歷史的心靈記憶與性靈參悟，即：守住“伊瑪尼”（五大信仰：信仰真主獨一、信仰天仙、信仰圣人、信仰后世、信仰前定死后復(fù)活）的最后一道心靈防線。
對此，伊斯蘭教道堂、拱北便是回族在中國失去母語后而較早的心靈記憶與性靈皈依象征的最后一道心靈防線了，也是回族的最后一個宗教信仰的記憶之根須了。所有的伊斯蘭教道堂、拱北詮釋給著名作家張承志的也將是全息性的母族文化的豐富涵義，進入圣徒傳教、修道、坐靜的道堂，走進圣徒的墓地拱北，走進穆斯林禮拜聚會的清真寺才能介入母族現(xiàn)實社會生活，才能得到圣徒、傳教士、臥里、穆勒師德的隱秘口傳的歷史故事。
佛教廟宇多建在遠離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深山古剎，清真寺則不同，是建在社會生活的聚居鬧區(qū)，因為，佛教認為，人生是苦難痛苦的，人要懺悔皈依佛門，才能進入彼岸世界，必須遠離塵世，遠離塵世的繁雜喧鬧。
伊斯蘭教則完全不同，倡導(dǎo)前世與后世相互統(tǒng)一，既要重視真主賦予人以智慧而創(chuàng)造了人間天堂的生活享受，又要積善行德，扶危濟困，不斷在清真寺、拱北、道堂里通過禮拜，懺悔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過錯，祈求真主的寬宥和饒恕，以求得在死后進入天堂，免遭真主的審判打算，求得永生，將來復(fù)生。將伊斯蘭教清真寺建在社會生活的鬧區(qū)，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伊斯蘭宗教在追求“務(wù)實與皈依”的兩世吉慶的惟真主獨一的形而上的宗教哲學(xué)教理思想，蘊含著伊斯蘭教今世與后世都清潔精神的精髓，蘊含著伊斯蘭教對生命存在于靈魂的體悟境界。
與佛教相比較，佛教顯然是與造物主對立，造物主要求人類必須有“種”的繁衍，佛教徒皈依佛門，身披袈裟，不吃葷素，不娶妻生子，照此下去，豈不就沒有人類的存在了嗎？況且只求自己修煉成佛，豈不太自私本位了嗎？怎能普渡眾生呢？
伊斯蘭教顯然與之不同，既珍惜造物主創(chuàng)造的人間天堂的美好生活，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娶妻生子，喪偶改嫁，繁衍后代，建功立業(yè)，著書立說，追求并享受美好的物質(zhì)生活、精神生活與生殖生活；又在人世間不斷懺悔錯誤，誠信禮拜，以求后世，積善行德，扶危濟困，接濟窮苦人。想想當初，我們的祖先手捧《古蘭經(jīng)》興教與傳教，騎著駱駝經(jīng)商而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輝煌歷史與燦爛的文化，而后代在清真寺里禮拜信仰，在道堂接受圣徒的口頭傳授教誨，在拱北前參悟與感悟圣徒顯現(xiàn)“白熱克提”的啟示；在鬧市區(qū)域里經(jīng)商做買賣，豈不悠閑自在？
清真寺是穆斯林聚禮、禮拜的惟一場所，道堂是穆斯林接受伊斯蘭宗教高境界的理學(xué)的口頭傳授的惟一場所，拱北是穆斯林參悟穆斯林生死璣理的惟一場所。這三個“惟一”就構(gòu)成了穆斯林揮淚告別塵世間的最后站口，可以說，正是這三個相為一體的場所，將較為松散的穆斯林自然而然地組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中國穆斯林民族社區(qū)性的宗教和民政單位，成為穆斯林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生活的宗教文化場。
張承志作為回回民族的現(xiàn)代文化大家借此走進回族母族文化圈的核心地帶，能不動心感肺嗎？他的后期小說，尤其在他后期的哲學(xué)文化散文、思想隨筆、詮釋性靈長詩的字里行間都流淌著這種樸素的情感和淚水。
由于《古蘭經(jīng)》是伊斯蘭教的神圣宗教經(jīng)典，博大精深，涵蓋一切，既對穆斯林的言行進行了規(guī)范和約束，又對失去母語的中國回回民族起到了一種強調(diào)母語、宣傳弘揚伊斯蘭教文化的功能作用，加之母語習(xí)慣滲透著回族的思維方式以及價值取向，又深入回回民族的靈魂、骨髓與血脈，因而成為回回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作為文化大家的張承志毫不例外地也無數(shù)次深入研讀過《古蘭經(jīng)》，從中去領(lǐng)悟母語的精美絕倫，語音的空曠嘹亮，天堂之音，天籟之聲，韻律節(jié)奏的精妙動人。他整理譯介的哲合忍耶穆勒師德口頭傳授用漢語口頭標記的回族伊斯蘭教隱秘傳教的歷史著作《熱什哈爾》、創(chuàng)作的民族史詩小說《黃泥小屋》、《海騷》、《西省暗殺考》、《心靈史》等，正是他把《古蘭經(jīng)》作為回族文化瑰寶的具體行動，是他皈依母族文化后的心靈感悟與性靈憬悟的經(jīng)典之作。顯然，他走進道堂、拱北、清真寺，才得以了解了回族母族經(jīng)歷的苦難血淚史，他走進西吉，坐在穆民的熱炕頭，由此進入了回族的現(xiàn)實生活的文化核心區(qū)地帶，吮吸到了從穆民心間深處流淌出來的信仰的芬芳，由此更深入地研讀了《古蘭經(jīng)》，才深入透徹的了悟了回族文化的精神和性靈精髓，喪失民族語言與文字的痛苦感成為他文化尋根與心靈皈依的巨大思想與情感內(nèi)驅(qū)動力，他“以筆為旗”傳達出對回回母族的獨具一格的體認，才能以筆為旗播揚伊斯蘭教所極力倡導(dǎo)的“人道主義、英雄主義與信仰清潔主義精神”。
因此，張承志的心靈皈依，經(jīng)歷了由一個有比較淺淡逐漸濃厚深入到至誠至信的遞進式心靈漸進過程，不是簡簡單單的一種血緣宗教群體的歸屬，更在于回族心靈精神、道學(xué)理念、性命雙修的參悟境界的高層次心靈誠信的皈依。
〔1〕何清《張承志：殘月下的孤旅》（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
〔2〕鄭曉云《文化認同與文化變遷》（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63頁）。
張承志的青年時代是在烏珠穆沁大草原上度過的，自然的美麗、草原的寂靜陶冶了他的性靈，孕育了他的創(chuàng)作機緣，啟發(fā)了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靈感。當他在中國文壇上聲名大震后卻又退居大西北，長久放浪于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之間。黃土高原上的風物山川不斷涌現(xiàn)在他的創(chuàng)作靈腑。表現(xiàn)出了張承志從心靈深處皈依后，在真主這一偉大的精神之父的啟迪下，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走向文學(xué)的極限處，用宗教哲學(xué)的思維方式，從地緣學(xué)的角度來讀解回族的清潔精神，偉大的信仰，執(zhí)著的心靈求索。
尤其是他走進西北的西海固的西吉，深入了解后，他的信仰追求越發(fā)執(zhí)著，對清潔精神與執(zhí)著信仰的沉思替代過去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所顯現(xiàn)出的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他從西北回族信仰的執(zhí)著中感受到了信仰高于一切生命存在體的真切感悟，當偉大的伊斯蘭教信仰遭到侵犯和褻瀆時，回族必須毫不猶豫地豁出性命去捍衛(wèi)宗教信仰的神圣。
對此，我們不能以熱愛自然的表象掩蓋他過去借助自然之體完善自我心理調(diào)節(jié)的內(nèi)在動機。張承志由通過自然釋放與消除心靈深處的憂郁不快到自覺皈依伊斯蘭教哲合忍耶門宦，尋找到了支撐生命體的偉大而永恒的民族清潔精神的支柱后心靈的舒適、愉悅與恬靜。
救理口喚的感召與生命本然的啟示
張承志說：“我是那樣地深愛著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資格說我是蒙古草原的義子、黃土高原的兒子。我是美麗新疆致死不渝的戀人。” 〔1〕他的這種自我設(shè)喻的方式，其意思就在于表明他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十分密切，“義子”、“兒子”、“戀人”的比喻之象，以感情認定三個自然體與他的關(guān)系構(gòu)成方式，毫不疑問，他在烏珠穆沁大草原時期，是烏珠穆沁大草原給了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靈感，是內(nèi)蒙古大草原造就了他，造就了他的文學(xué)成就。這說明他是烏珠穆沁大草原的收益者。
張承志所說的這三個中華民族的大陸版塊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的北方大陸，作家把自己放逐在這樣一個深廣的自然界，并非是粗淺地表達他怎樣被放逐到這里，在這里上山下鄉(xiāng)的經(jīng)歷磨難，或者說自己怎樣熱愛這里的山水草原風光，而是書寫自己在這里進行著心靈世界的精神漫游，是在尋找一個安放心靈的寓所。三大自然界出現(xiàn)在他的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人生境遇階段，自然與他孤獨的生命體驗相互滲透交融，致使他的性格形成與精神追求取向自覺與不自覺地打上了自然界空靈寂靜的烙印，在他的整個精神世界的結(jié)構(gòu)里，中國北方的三大版塊陸地給了他文學(xué)上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給了他無窮無盡的靈感啟示。
烏珠穆沁大草原不是想象中的浪漫，“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xiāng)的年代中最大的弱點和不幸，以及整個知識青年運動失敗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家。”〔2〕在背井離鄉(xiāng)的孤獨中，在別離親人的依戀中，是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教會他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對人生的思考，是遼闊無垠的烏珠穆沁大草原幫助他從過去的沉溺的狂熱政治崇拜、個人英雄主義的理想的癡迷追求中解放了出來，是寂靜的烏珠穆沁大草原讓他懂得了生活底層的人們的艱苦卓絕的生活以及他們身上所蘊涵的淳樸美麗品德。“在烏珠穆沁母親寬大的胸懷中，真正的我誕生了”，草原夜晚的“金釘星”照射過張承志獨自的方向，在這種天地人的構(gòu)成關(guān)系中，美麗的大自然對有著深厚文學(xué)愛好的張承志來說，受到自然的啟示是非常自然的，在自然的啟示下心靈為之受到感悟也是非常合乎情里的。烏珠穆沁大草原給了他無窮無盡的文學(xué)想象力的啟示，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上的歡快奔騰的駿馬給了無窮無盡的自由馳騁的啟示，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上祖祖輩輩生活的淳樸善良的牧民給了他無窮無盡心靈感悟的啟示，他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政治狂熱情緒逐漸被釋放掉了，憂郁與壓抑被烏珠穆沁大草原帶給他的無窮無盡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認識自我、尋找精神支點所代替。無窮無盡的想象使他變得越來越成熟，他徹徹底底地甩掉了過去一直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政治理想抱負的羈絆，于是，他自由地選擇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方式，自由馳騁的想象力使他學(xué)會了生存，學(xué)會了生活，想象力觸動了他的文學(xué)興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靈腑。
從張承志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到他人生考古、民族文化尋根的人生經(jīng)歷構(gòu)成的三大陸地板塊看，北方的河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置于草原之后，卻又在走向大西北的黃土高原之前，它具有承啟性的作用。張承志覺得“北方有一個神秘的幽靈”，“北方的全部的魅力因它而生”，但他卻無法把握它的存在。那個“吸引著我的、偉大的東西”就是“幽靈”，幽靈作為一個心靈追求的的意象已經(jīng)在張承志的文學(xué)作品里正式出現(xiàn)，雖然它不知名而且非常模糊，但它的確已經(jīng)超越了具體的自然物象之上，變成一種感覺中的神性存在、自然界的魅力之源。我們可以把張承志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對伊斯蘭教的“神秘的幽靈”的感知看作是作者走向大西北的前奏，由此而開始了他的生命本體的民族清潔精神的長途跋涉之旅。學(xué)術(shù)界一般以1985年為評判張承志小說創(chuàng)作的分界線。當然，這種劃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劃分。因為《北方的河》是發(fā)表于1983年。后來張承志八次進入大西北，十幾次深入西海固的起因恰恰就是這種民族文化本原的探究、清潔精神背后隱藏的神秘性的吸引和民族執(zhí)著信仰的召喚，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彰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在苦難歷史中所顯現(xiàn)出的一種民族英雄主義精神、集體無意識的清潔精神，《心靈史》因此而脫穎而出，以散文的筆調(diào)，把真實的進行意識流的組合，震撼了中國的文壇，后來被查禁?？梢哉f黃土高原的西吉是張承志小說創(chuàng)作高峰的一塊貧瘠的沃土，是孕育張承志落淚是金的金黃的黃土地，是張承志金子一般閃光思想揮發(fā)的沃土。因此說，張承志從心靈深處發(fā)出：他是黃土高原的兒子。
新疆在張承志的眼里，是一塊充滿著神秘色彩的大陸，“但是不知為什么就愛上了新疆。我還沒有去過新疆就愛上了新疆，愛得一往情深。于是跑遍了天山北麓，踏邊了準葛兒兩緣的全部古城 ”?！?〕他認為：“在這天地間也許真的有……有一位凝視著我的神。否則我為什么那時會萬里不辭地奔向新疆呢？”深入新疆大陸后使張承志對神在神性的感知逐漸明晰化了，他聽到了“冥冥之中有一聲神異的召喚”，并且確定了“那呼喚發(fā)于中部亞洲的茫茫大陸，也發(fā)于我自己身體里流淌的鮮血之中”，他發(fā)現(xiàn)了神靈的位置，也發(fā)現(xiàn)了自己血液中潛在的神性因素的存在和蘇醒。新疆是個多民族雜居的邊緣區(qū)域，在這塊土地上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氛圍，而且尤以伊斯蘭教最為強烈，在這兒居住著的十幾個民族絕大多數(shù)信仰伊斯蘭教。向西它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相望，由陸路轉(zhuǎn)入中國的伊斯蘭教最早就在新疆根植蔓延的，時間是公元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上個千年的宗教浸透使這塊土地無處不散發(fā)著神性的光輝，形成了獨具魅力的民族風情與地域色彩，幾乎所有的人文景觀無不具有宗教特色，民族心理、文化內(nèi)涵、生存方式都是在宗教的規(guī)定下的范圍內(nèi)形成的。張承志置身于這樣的環(huán)境氛圍中，耳濡目染的自然是至高無上的神靈的聲息、神靈的表象（穆斯林信徒、服飾特征、清真寺、拱北、道堂），這實際上是伊斯蘭教神靈的感召和啟示，感性的認識激活了他血液中潛藏流淌的宗教基因。
新疆作為精神血緣的紐帶搭上了張承志與至宥、至慈的造物主神性的交流與靈魂相遇的橋梁，他對新疆的酷愛，也是對伊斯蘭教的情感認同，獨自在這塊版圖上跋涉長旅，是他聽從偉大的伊斯蘭教造物主的救理召喚，即“神異的召喚”去尋找冥冥之中的潛藏在心靈深處的造物主啟示，是自覺與不自覺地進行著精神血緣的溯源追根，這種認知也是張承志性格以致人格發(fā)生巨大變化的邏輯始點。
張承志認為新疆比內(nèi)蒙古復(fù)雜得多，它要求人的感性有血緣般的先天色彩，這無疑倒出了他對新疆心理親近與情感依戀的緣由，伊斯蘭教已經(jīng)深入他的骨髓，占據(jù)他的心靈?！遁x煌的波馬》把一個天山深處的世界寫得情景交融，兩個家庭、一座破舊的木橋，構(gòu)成了波馬的感性世界，而其輝煌的內(nèi)質(zhì)卻是兩個老人為代表的精神世界的燃燒。
《九座宮殿》里只寫了韓三十八和蓬頭發(fā)兩個人，傳說中的“九座宮殿”把他們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韓三十八已經(jīng)把傳說化作心中的圣殿，支撐著他堅忍的精神世界，他心平氣和地生活在傳說中；蓬頭發(fā)是個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對傳說的驗證，企圖從那茫茫沙海中找到曾經(jīng)的“九座宮殿”，看似徒勞的尋找結(jié)束了，可韓三十八家的工人展示給他的精神世界卻讓他看到了那個圣殿的存在。韓三十八認為能尋找“九座宮殿”的人一定是“自己人”，雙方的交流與認同也就是在一種默契的神會中完成了。
我們可以把蓬頭看成是張承志的影子，對“九座宮殿”的尋找可以看成是張承志對造物主拯救與搭救穆斯林的一條神圣的船，是寄托穆斯林參拜皈依真主接受真主“神靈”啟示的場所。張承志心領(lǐng)神會了這一點：造物主并不是一個具象的存在，是只可意會、心靈感悟，看見與看不見并不重要，只要心靈深處幻想?yún)⑽蛟煳镏?，神靈般的啟示就會給予你。于是，造物主的神性啟示下的張承志是這樣感悟的：“他只是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仿佛一直在找的什么，在一剎那之間他覺得自己血液中的一個什么精靈突然復(fù)活了。”〔4〕
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是一個自然地理的概念，“它是黃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黃色山頭滾滾如浪”，它幾乎是貧瘠荒涼的代名詞，是一塊近于絕望的土地，然而，張承志卻把它名之為“回民的黃土高原”，這一表達式里不僅表明了人與自然風土之間的關(guān)系構(gòu)成，而且給自然風土敷上了宗教色彩。
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是給這塊土地實施色彩的主人，“自蒙元以后，中國回族數(shù)百年間消亡與茍活的心情史”就在這塊土地上展開了，他們飲黃色的水，吃帶黃泥巴的食物，住黃泥小屋，黃土高原孕育了他們的生命，他們又用生命滋生出高貴的信仰，“血是紅色的，而信仰是藍色的，它們相浸相染后的顏色竟是貧苦悲壯的黃色”，這是屬于回民特有的顏色。隴東周邊地區(qū)的西海固，是這片黃色中涂染得最為厚重的一筆，大自然在這里體現(xiàn)了它極不合理的一面，赤貧的風土中站立著衣著藍縷的哲合忍耶門宦子民。
張承志第一次踏上西海固的土地時，心理滿是不安，“滿眼無窮無盡的焦渴的荒山涌向遙遠的低處。山連著山，茆靠著茆，一片貧瘠荒涼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出現(xiàn)了”。〔5〕可是當他走在貧瘠的難以想象荒山禿嶺間時，并沒有感到“憂心重重和陌生的恐懼”，因為當他看到矗立在黃污的泥土小屋中央的碧藍拱頂時，便為“這樣荒僻的窮山窩里有一座清真寺”而驚奇不已，于是斷定只要到達，就會“舉目皆親”，他步伐堅定地向那座土清真寺走去，像一條魚游向它住慣的大海，張承志滿懷希望地迎接這一切。再一彎“殘月”的懸垂天宇的時候，他在冥冥之中尋找追逐著造物主的神靈啟示，不在是朦朧的，也不在是遙遠的夢，他已經(jīng)接近到了與神靈交流的環(huán)境。造物主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給了他無窮無盡的鮮活力量。在造物主的召喚下，“于是我匆匆上路，毫無選擇地來到了這里，伊斯蘭的黃土高原”?！?〕然而，即便是甘肅、寧夏，地域概念也過于遼闊，“我一直在徘徊，想尋找一個合我心愿的地方，但是，最終我還是選擇了西海固”，“我沉入了這片海。我變成了他們中的一個”。〔7〕張承志在選擇中完成了自己的伊斯蘭教皈依的心靈定位，認定他合乎這方熱土，他終于屈膝下跪，拜倒在這黃土深處的信仰民眾之中，哲合忍耶使他完成了伊斯蘭教上的徹底皈依。
作為構(gòu)成張承志心靈溯源的民族英雄主義集體無意識情結(jié)精神之父的第三塊大陸，黃土高原是他最清醒后的涉足，是他心靈深處的核心大陸情結(jié)版塊，使他徹底告別了朦朧的痛苦煎熬。西海固在他的人生里程中是最重要的，造物主的神靈啟示的皈依點也在這里，在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用堅忍的生命之驅(qū)維護著凈潔的圓月的圓缺，因為月亮象征著新生，人生的五大功課都與月亮息息相關(guān)，而哲合忍耶在清代的三次大型鎮(zhèn)壓中遭受的磨難最為嚴重，鮮血常常與捍衛(wèi)伊斯蘭教信仰拌和在一起，用生命之軀體托起了凈潔的“月的圓缺”，西海固成為他逐漸告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小說樣式的中轉(zhuǎn)站，求真務(wù)實、體悟道乘成為他的人生終極歸屬點，只有用最為真實的文學(xué)樣式才能表達這種“認本歸一”的清潔情結(ji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人生中轉(zhuǎn)站又是安放他認本悟道、精神皈依心靈棲息之地。
真主的昭示與認本歸一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煎熬過程，張承志的心靈接受真主的救理口喚是在認知、省悟、體悟與憬悟中完成的。他的信仰是伴隨著他的足跡與年齡變化以及心靈感性認知、理性思考、神性感悟而完成的。
在三個大陸版塊的漫游中，在內(nèi)蒙古烏珠穆沁大草原上，正是他滿腔熱情追求政治理想與實現(xiàn)自我人生價值的階段，青年時代，他也染上了不少的有悖于伊斯蘭教信仰的惡習(xí)，抽煙喝酒，他完全沒有擺脫癡迷于科學(xué)的羈絆，癡迷于政治抱負，癡妄于官本位文化，崇拜政治地位，向往出人頭地，勇于參加政治狂熱的運動，這些自然使他遠離了伊斯蘭民族宗教信仰，把伊斯蘭教信仰拋擲于腦后。
大學(xué)和研究生畢業(yè)后，他有了工作，經(jīng)過實地考查，在新疆考古行程，這些生活的惡習(xí)依然沒有多大的改變，他的情感更是自由浪漫。但對崇尚伊斯蘭教信仰的民族產(chǎn)生了一些有意味的思考，對人生的皈依支點也開始了反思與省悟。功名利祿面前，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民族人本信仰與人生的終極價值。
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進入高峰期后，中國文化藝術(shù)界掀起了一種民族文化尋根熱潮，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母體也轉(zhuǎn)入回族的文化尋根，他開始對回族喪失母語以及慘遭壓迫歷史的思考。也許他對1957年的反右派歷史產(chǎn)生了某種興趣，在回族中遭受這次大鎮(zhèn)壓的要數(shù)寧夏1957年宗教大鎮(zhèn)壓了。張承志從內(nèi)心深處選擇了這塊所謂的“1957年的沙溝事件”開始了他的心靈旅程探險。他的《心靈史》何止是只揭開了同治年間清朝鎮(zhèn)壓西北回族起義的歷史真實面貌，還隱性地輻射了所謂的“1957年的反革命宗教叛亂”的鎮(zhèn)壓事件的本來面貌。那次的鎮(zhèn)壓不是一次血腥的鎮(zhèn)壓，而是依次心靈鎮(zhèn)壓，沙溝的所有人家都被扣上了一個莫須有的黑鍋，家家都成了宗教反革命分子，一直到改革開放20年，他們代代都抬不起頭來，幾乎到了在全沙溝找不到一家成為好的人家。哲合忍耶的血性精神由此發(fā)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zhuǎn)折。我想，張承志之所以選擇西海固的真正動機恐怕是在這里。他后來在1991年創(chuàng)作完成了他的《心靈史》。張承志的抽煙、喝酒等不良惡習(xí)也改掉了，不修邊幅的形象也消失了，禮拜的拜氈子也時常伴隨著他的行蹤。在黃土高原的這塊神圣的土地上終于找到了親族血緣，終極價值的歸宿點也從此找到了。“草原情結(jié)”使他找到了成名立業(yè)揚名天下的人生坐標點——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新疆情結(jié)”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皈依的生命起點，文化延展的橫斷面，找到了民族信仰的坐標點——母語喪失；“黃土高原情結(jié)”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的終極點——宗教哲學(xué)的皈依。
概而言之，張承志的人生心靈跋涉探險，蘊涵著感性認知階段的向往人生的物質(zhì)享受、理想實現(xiàn)、政治地位、價值觀念、先進科學(xué)；蘊涵著理性階段的向往人生的價值判斷標準、政治全力對民生的關(guān)注、民族之間的平等；蘊涵著悟性階段的人生信仰追求、終極目標實現(xiàn)、崇尚生命本體的性靈、神靈啟迪。
張承志的心靈跋涉歷經(jīng)了世俗追求、生命關(guān)懷、宗教皈依的幾個階段。他從功利性的追求到對生命本然的關(guān)懷再到澄明境界的皈依，追求心靈的凈潔，超凡脫俗，我想，對文學(xué)藝術(shù)界是有很多啟示的。
烏珠穆沁、天山雪域與長塬溝壑的啟示
張承志筆下的美麗大自然總是關(guān)涉著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tài)，在每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每個不同的自然界區(qū)域里形成了與之相適應(yīng)的不同的民族精神與心靈啟示，自然不僅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天然區(qū)域，而且是孕育著民族的性格、凝聚著民族精神、形成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有效參與者。在這種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中，必然要深深打上自然地域的痕跡，民族特征中必然蘊涵著自然地域的屬性，民族性格必然受之于自然的風物、景觀、土脈、山水、氣候、季節(jié)的影響，從中可以窺測到蘊涵的民族心態(tài)特征與文化特征以及性格特征。
人生存于大自然的懷抱，與大自然中的各式各樣的植物、動物、景觀、文化遺跡、氣候、季節(jié)、山水、河流、地勢、地理、土壤、飛禽、走獸等自然要發(fā)生關(guān)系，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非常密切的，人對自然的依賴性是先天的，自然反過來對人又有著極大的制約性，一個民族必定只是在某個環(huán)境中生存聚居，它與自然之間必然構(gòu)成一種依存性。草原給游牧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一種自由的活動空間，遷徙往返于水草茂盛之地，這是符合游牧民族的生存法則的，駿馬、牛、羊作為這樣一個自然界里聲息繁衍的物種，滋養(yǎng)著長期在這里繁衍生息的民族，為他們的生存提供著豐厚的物質(zhì)依托，在不停的生命流動中，人總是要不斷地改造著、占領(lǐng)著與擴大著本民族的生存空間，物質(zhì)欲念在滋生蔓延增長著，種群在增長著，就必須向自然索取，這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本能所在。任何民族都不例外。
在張承志的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中，草原情結(jié)就揭示了這種自然與民族生存之間的關(guān)系。人在謀求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可自然卻時常發(fā)生一些偶然的意外的不和諧的聲音和因素，草原以它特有的方式養(yǎng)育了剽悍、決絕、孤傲的蒙古人，可它不總是向人表示友好，當迅猛的白毛風肆虐地席卷草原的時候，人們?yōu)榱松姹黄冗w徙，用了四年的時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嚴峻的自然并沒有使蒙古人喪失信念，產(chǎn)生絕望，因為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有著豐厚的植被，他們也相信這里有美麗神圣的金牧場，廣闊無垠，經(jīng)過遷徙就可以免遭當前的災(zāi)難。
在回民艱難生存的黃土高原，處處都是“焦干焦干的黃山包”，“沒邊沒沿的黃山包包”，“滿眼滿世界焦旱的黃土山峁”，死寂沉重的黃色，單調(diào)而凄涼，厚重悲愴，大自然在這里已經(jīng)惡劣得只剩下荒涼貧瘠。這本來是一塊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可是在官方權(quán)力體制殘酷的屠刀威懾逼迫下，回民被趕進了這片難以生存的荒涼之地，“回回自華化以來又在清季被逼入社會最底層和赤貧絕地，因為精神生活于神圣之中民族才茍存至今”?！?〕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成為回回民族抵擋黑暗的天然屏障，才免遭了宗教滅絕與文化滅絕的厄運，才使傳承不竭的伊斯蘭教清潔精神延展至今，生生不息，民族的存活恰恰借助利用了自然條件的惡劣，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與哲合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庫夫忍耶的秘傳宗教道統(tǒng)精神的代代口傳，相生相息。沒有人心甘情愿地走入這一絕境之地，可是當在外力的作用下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的時候，人們要想生存就得產(chǎn)生與之抗衡的超長的生命力和堅忍的品格，四大門宦形成的回民們不但在這一絕境之地、生命的禁區(qū)生存繁衍了下來，而且讓伊斯蘭教清潔精神也在這樣的惡劣環(huán)境中生存發(fā)展。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強化了回族群體凝聚力，強化了民族集體無意識，因為生存環(huán)境越是惡劣，個體的獨立生存意識就越困難，群體對于個體生存所具有的價值就顯得更為重要。與外界的隔絕阻隔根絕了許多是是非非的來源，避免了許多非伊斯蘭教或者非本民族宗教的誘惑和侵擾，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遏止了人們生存之外的各種欲望與企圖，過濾了人們的心靈，人們的生活比較簡單，衣食住行都非常樸實，物質(zhì)享受的觀念比較單純，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比較親和，善良的品行就比較突出，純凈的心靈更有利于宗教信仰的生長，清潔精神更有利于播揚，宗教信仰的誠實性就比較明顯，崇拜就比較專一，沒有了強烈的物質(zhì)欲望，心靈里只有信仰，一心一意皈依伊斯蘭教信仰，把一切都寄托于后世天堂。
在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中，在生存難以保障情況下，回回民族凝聚力都集中在怎樣保住民族的根，保住民族的種的繁衍生息，只有保住了種的繁衍，才可能保住伊斯蘭教信仰。張承志從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下至今還繁衍生息的回族的凝聚力里看到了惡劣環(huán)境與生存繁衍的辨證法則：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好事可以變成壞事。在當時，回族瀕臨滅絕的災(zāi)禍之即，選擇惡劣環(huán)境是禍；而后來免遭一切侵擾乃至物質(zhì)主義的誘惑，使民族的伊斯蘭教信仰扎下根，使宗教信仰傳承廣大，風情風俗習(xí)慣沒有被同化，而且還占有大片的土地，是福。正是這種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拯救了回回民族和惟一賴依虔誠追求的伊斯蘭宗教。
試想當初，回族不離開富庶的生存之地，不先以逃命為上，只能被殘酷殺害，種族就面臨著滅頂之災(zāi)；如果當初，不采用中阿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不僅母語會喪失，而且信仰也會被洗劫一空；不選擇荒蕪、荒涼、貧瘠的地方集體逃命，就不會有今天的回族聚居區(qū)。這完全是至慈的真主為這一民族所指的一條生路，才使這個外來的民族生存繁衍了下來。張承志的《心靈史》能懷著滿腔的激憤與高尚的激動追述這段慘痛的歷史，其深遠的意義也就在這里。
張承志筆下的自然，滲透著深厚的民族歷史的滄桑意識與民族文化的孤獨意識，人類或者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被沉淀在自然之中，它不僅儲藏了民族文化歷史的某些信息，而且以與人之間的不斷關(guān)系勾連把這種歷史的某些信息傳導(dǎo)在現(xiàn)代的生活中，這樣，使作者的小說擁有了民族歷史的棕深感與民族文化的孤獨感的外延的探索與關(guān)照。“北方的河”象征著流動的歷史長河，它可以上溯歷史，流經(jīng)現(xiàn)實，流向未來，它哺育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
以西海固為代表的回民的黃土高原，記錄了阿拉伯半島上展轉(zhuǎn)流經(jīng)到中國的土地上繁衍聲息一千多年，尤其是蘇菲派在中華民族的紛爭斗爭中不斷展轉(zhuǎn)流經(jīng)，形成了在寧夏的西海固長期居住而完整保留下來的四大門宦在數(shù)百年間展轉(zhuǎn)流離的悲壯的歷史命運與伊斯蘭教文化的生成發(fā)展。張承志的小說的歷史凝重感與文化的孤獨感有哲合忍耶而間接映照出其他三大門宦的悲壯歷史，這與他所接受的正規(guī)的歷史、考古專業(yè)教育不無關(guān)系，他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與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識。
由于張承志所傾心追求的自然都是遠離現(xiàn)代都是文明的邊緣存在，所以歸位民間的志向是非常明確的。實際上，當主體借助于自然來表達自己的心靈真實，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把它作為一個有力的終極價值的支撐點來確定自己的人生坐標，自然已經(jīng)被他人格化了，而且自然的人化過程也就是自然的文化過程。在自然的深層底蘊里，已經(jīng)溶進了人類歷史、文化、民族風情、民俗等豐富的內(nèi)涵，它變成了一個載體，承載著有形無形的一切。自然形態(tài)與民間文化、人文歷史巧妙地溶為一體，形成民間化的自然，而這種自然總是伴隨著與之相適應(yīng)的文化生成與文化形態(tài)。張承志自然的癡迷，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對與自然溶為一體的質(zhì)樸人性魅力和獨具特色的民間文化的迷戀。從他的《大坂》、《北方的河》、《鋼嘎·哈拉》、《黑駿馬》、《金牧場》、《熱什哈爾》、《心靈史》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所有這些無不是自然與民間的完美組合，自然以它特有的寧靜恬淡美麗對人進行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在自然中活動必然也會給自然潤染上歷史文化的色彩，賦予文化的含義。
艱難困境中生命存在本然與宗教信仰的啟示
在張承志的小說世界里，自始至終統(tǒng)攝著一種對生命的意義價值的體悟，他熱愛生命，尊重生命，崇拜生命，感受生命，體悟生命，憬悟生命，形成了他獨特的生命價值意義觀。他對生命性靈的態(tài)度常常是一一視同仁的。他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讓生命的價值體現(xiàn)在它的存在中，讓生命的意義在歷史的流轉(zhuǎn)傳承中去顯現(xiàn)。
作者在《金牧場》中開頭就寫道：“生命也許是宇宙之間唯一應(yīng)該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誕生和顯示本質(zhì)是一種無比激動人心的過程”，“我崇拜生命”，“我崇拜高尚生命的秘密，我崇拜這生命在降生、成長、戰(zhàn)斗、傷殘、犧牲是迸濺出的鋼花焰火。我崇拜一個活靈靈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陸上飄蕩無定的自由”?！?〕這似乎是他對生命全部感受的集中表達。他把生命視為崇拜對象，說明他已經(jīng)充分認識到生命本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這似乎是張承志對生命感受最集中的表達，他之所以崇尚生命，就在于他對生命有著特別的體悟，對生命的意義價值有著與中不同的認識。人對事物的認識以及對生命價值意義的感受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思維的成熟而逐漸深入的。
張承志之所以比較早地認識到生命價值與意義，完全取決于烏珠穆沁大草原的寬厚遼闊與寂靜和諧為他思考生命的存在與價值意義提供了沃野，是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額吉母親對生命的寬厚仁慈對他的影響。知青經(jīng)歷使張承志對生命觀的深刻認識機緣于他置身了這個祖祖輩輩過著游蕩不定的生活的民族群體之中，蒙古族母親那種寬厚仁慈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這位回族青年，蒙古族人珍愛動物的態(tài)度，啟示了張承志對生命的思考。
他在《黑駿馬》中描寫了蒙古族老奶奶達觀的生命態(tài)度，當一匹冰天雪地里剛剛誕生就失去了母親的黑馬駒突然出現(xiàn)在她的包外的時候，她“連臍帶都顧不上系了，她顫顫巍巍地摟住馬駒，用自己的袖子揩干它的身體，然后把袍子解開，緊緊地把小馬駒摟在懷里。她一下下親著漏在袍襟外面的馬駒的腦門兒……” 〔10〕在這段文字中，蒙古族老奶奶對小馬駒的態(tài)度就像對待剛剛出生的自己的孩子，親昵，憐惜，疼愛，都滲透著一種對性靈的珍愛。在她的心目中，所有的生命都一樣可愛。當索米婭因黃毛希拉的奸污而生下一個像貓一樣大的孩子時，許多牧人都說扔掉吧，而老奶奶卻痛心斥責牧人說：“住嘴！愚蠢的東西！這是一條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歲，從來沒有把一條活著的命扔到野草灘上，不管是牛羊還是貓狗……” 〔11〕生命的存在在老奶奶看來是神圣的，尊重并維護生命的時候，她是那么堅定決絕，從動物到人，都在展示著生命的鮮活性靈，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離不開一切鮮活的各種動物，沒有維護動物生命的意識，就是沒有維護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自己的生命的意識。生命的價值首先在于生命本體的存在，它不需要任何維護理由的申辯。
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實際上是在維護生命的存在和源源不斷的生命繁衍和民族風情習(xí)俗文化的傳承。這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種族繁衍意識。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命律動的構(gòu)成，離不開奔騰的駿馬，白云下徜徉的牛羊，剽悍的騎手，圓頂?shù)拿晒虐?，離開了這些存在，生命就喪失了感動的氣韻，生命群體就會漸漸萎縮，種族繁衍就會一天天喪失生氣。在草原牧民的心目中，生命的元素里是由動物與人構(gòu)成的，沒有言語的動物與有言語的人之間的關(guān)系共生共存的，相互依存的，駿馬與牛羊是草原牧民生命的有效保障，而大自然的植物又是動物的生命的保障。為了是草原牧民生活的生生不息，文化風俗繼絕傳承，就必須為動物的駿馬牛羊?qū)ふ业奖容^好的植被環(huán)境，使它們的生命得以維持保障。在蒙古族的歌謠中，對母親和駿馬的歌唱最多，博大遼闊的烏珠穆沁大草原作為母體孕育了一切生命，生命的源與流在這里代代生息繁衍。張承志在內(nèi)蒙古大草原上生活了幾年，深受這種生命牧民集體無意識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當他后來尋找自己本民族源流傳承悲壯歷史的時候，這種生命價值觀自然揮發(fā)了巨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能很滲透地體悟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的生命價值觀與意義觀之上終極價值觀，就在于他對生命的滲透理解與把握。
另外，內(nèi)蒙古烏珠穆沁大草原對張承志的生命價值觀也產(chǎn)生了巨大的啟迪作用。大自然孕育著巨大的生命能量，而且能迸發(fā)出輝煌的震撼力，它自然能夠顯示出自在的活性生命力。大自然能夠滿足人的心情感受，能消解孤獨者的痛苦，能給人以心靈的安慰，帶給作家無窮無盡的想象力。張承志崇拜烏珠穆沁大草原，就在于是它給了作者無窮的想象力，借助文學(xué)的形式，描寫捕捉生命的鮮活性，演繹自己對生命的感悟理解。
作者在小說《金牧場》中的開頭就滿懷深情地描寫了草原上一匹老騍馬痛苦的分娩和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過程。這本來是司空見慣的自然現(xiàn)象，卻在張承志的心靈深處引起了極大的震顫，使他感受到“生命就是希望”，促他體悟到“希望”就是生命的本質(zhì)，在不絕如縷的生命只長河中，卑鄙、庸俗、偽裝都將會難以掩飾，所以他對生命由衷地崇拜。這實際上是對善性生命的高尚心動感覺。
高尚的生命是張承志崇尚的根本出發(fā)點，這也是張承志的生命審美價值觀的認識所在。如《大坂》中那個沐浴在陽光和塵土中精赤小男孩，《北方的河》中的含辛茹苦撫養(yǎng)獨子的老母親，都被作者賦予了生命的意識，生命只有繁衍，才能綿延不絕地延續(xù)，希望才能在鮮活的生命中得以實現(xiàn)。
從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的角度看，人的天性的智力因素有七個類型：音樂智力天賦、語言智力天賦、數(shù)理邏輯智力天賦、空間智力天賦、人際關(guān)系智力天賦、自我認識智力天賦、創(chuàng)造發(fā)明智力天賦，張承志屬于“自我認識智力天賦、語言智力天賦”類，他對生命力的感受、認識、體悟、憬悟，就是與別人不同。張承志有一個女兒，當時女兒出生的時候，他就感到莫名的激動和興奮，“居然是我，居然我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活靈靈生命。”當女兒第一次叫了一聲：“爸爸”表示對他這個生命的創(chuàng)造者的確認時，“他感動得摟緊了這個小小的血肉生命，在這一瞬間，他覺得他完成了一個質(zhì)變”，“生命……他感動地想，也許你才是我留給這世界的真正禮物。也許你才是我盼望得到的證明。也許你才是我沒有失敗的保佑”。〔12〕作者對生命的創(chuàng)造體悟是非同一般的，無論是動物還是人，創(chuàng)造生命就是為了是前代生命體在后代生命體上得到延續(xù)，創(chuàng)造——延續(xù)——創(chuàng)造——延續(xù)，綿延不絕，才演繹著生命的價值，才賦予生命以意義。
中國儒家文化對生命的認識也是很深刻的。把生命的延續(xù)上升到倫理學(xué)角度加以解讀，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就是指人不可斷了血脈，種族不能斷了香火，傳宗接代、薪火相傳的觀念實際上是在倡導(dǎo)生命與文化的綿延不絕。這就是人創(chuàng)造的精神文化、物質(zhì)文化、政治文化組成的一條永遠傳成不死的靈魂線。從帝王將相到平民百姓，都爹特重視繁衍后代，希望后代實現(xiàn)自己沒有實現(xiàn)的愿望，彌補自己的缺陷，超過自己，光耀家族，希望后代通過記祖的方式記住自己懷念自己。我想，從古到今，從中到外，不管人們對血脈傳承有怎樣的想法，認識上有怎樣的不同，但是，把后續(xù)的生命看作是人生的寄托和希望卻是一致的?？梢?，張承志對生命的感受、認識、體悟、憬悟是借助了在內(nèi)蒙古大草原這樣一個機緣才得以實現(xiàn)的，從自然到動物、從動物到人、從一般人到仁慈的母親、從動物創(chuàng)造生命到人創(chuàng)造生命、從他人創(chuàng)造生命到自己創(chuàng)造生命、從自然界創(chuàng)造生命到人類創(chuàng)造生命、從他民族創(chuàng)造生命到本民族創(chuàng)造生命，都蘊涵著這樣一個自然法則：繁衍才會有延續(xù)——延續(xù)才能有傳承——傳承才有希望。
在眾多的藝術(shù)家中，張承志對凡·高這位世界級藝術(shù)大師情有獨鐘，這大抵取決于他們對生命的體悟有著相一致的地方。凡·高是上個世紀荷蘭的藝術(shù)大師，他與張承志生活在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國度。但是，世界上的思想、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似乎能夠穿越時空，飛躍國界，無論是《向日葵》還是《奧維爾風景》、《阿爾景色》，無不浸透著這位孤獨的世界藝術(shù)大師的生命存在本體意識，那種凸現(xiàn)生命的色彩就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訴說著他對生命本體價值意義的感受、體悟、憬悟。掙扎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體、平和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體、壓抑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體，是凡·高繪畫作品中表現(xiàn)的主題。他對生命的無比誠實，對生命自由的追求，對人的寬容、愛護以及憤世嫉俗的生活態(tài)度，與東方中國大地上的這位回族大作家的人生態(tài)度、對生命的體悟有著非常相吻合的地方。另外，在崇尚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也有著一致的地方，他們都把宗教視為人生的支點和生命的歸宿， 他們的精神坐標與價值取向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在這一點上，作為基督教信仰的凡·高，作為伊斯蘭教信仰的張承志，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基于這樣一種思想認識，才加以文學(xué)與藝術(shù)上的比較。
生命常?？偸桥c死亡聯(lián)系纏繞在一起的。拒絕死亡、抗擊死亡，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進一步展示生命的永恒價值。蒙古族牧民歷時四年的千里迢迢，是因為生命受到了惡劣自然條件的侵害與威脅，為了求得長期的生存，必須重新尋找和建立自己的牧場，作者在小說《金牧場》中就描述了這一蒙古族牧人的壯舉；戈壁中墾荒也是為了生命的存在與種族的延續(xù)繁衍生息，作者在《三岔戈壁》中描述了這一生命的壯舉。
而在回族生存繁衍生息的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上，不論是哲合忍耶還是虎夫耶、嘎德忍耶、庫夫忍耶，信仰在每個穆民的心靈里，其位置勝過生命?！豆盘m經(jīng)》是所有信仰伊斯蘭教者經(jīng)典至寶，是至慈的真主降到人世界的最后一部宗教經(jīng)典，穆斯林林把這一個月份，稱之為熱麥丹奈月份俗稱“齋戒月”。《古蘭經(jīng)》是造物主的曉諭之語，涵蓋一切，穆民要按照《古蘭經(jīng)》的要求與穆罕默德圣人的圣行，在世界上生活，參加一切符合伊斯蘭教經(jīng)典要求的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軍事的、文藝的活動，人應(yīng)該要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奉獻給真主，維護真主的正道，捍衛(wèi)真主的聲譽，在必要時，要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張承志的宗教皈依的哲合忍耶門宦，就是用生命實踐著自己人生理想的一個宗教群體，與另外的三大門宦：虎夫耶、嘎德忍耶、庫夫忍耶在捍衛(wèi)伊斯蘭教上遵守上有不同的宗教教理分工。哲合忍耶是為伊斯蘭教敢于流血犧牲的一個門宦，另外三個是伊斯蘭教的隱秘傳道門宦。在中國的這四大門宦，為了崇尚信仰，為了心靈的純潔，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數(shù)百年間與清朝官方權(quán)力體制相抗衡，在殘酷的民族鎮(zhèn)壓和屠殺中用高昂的頭顱和鮮活的熱血澆灌著生命的花朵，用鮮血筑起了一道民族信仰的壯美圣潔之道。
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存經(jīng)歷以及艱苦卓絕的生活方式，使回族形成了獨具魅力的生命觀，回族認為：“犧牲是最美的事情，犧牲之道是進入天堂的唯一道路”（《心靈史》），生命價值的表達方式就是“犧牲”，犧牲是生命價值實現(xiàn)的方式，如同飛蛾撲火一樣，那樣執(zhí)著，那么頑強，令揮舞屠刀的統(tǒng)治者膽寒而懼怕，哲合忍耶門宦教民追求的是瞬間的壯烈之美，而這種美是靠著傷殘的一瞬間才完成的，它生命存在體向往“舍犧牲”的極致。哲合忍耶門宦教民的宗教情結(jié)，經(jīng)常是一種企圖重演歷史的特殊要求。讓世界上的劊子手快來屠殺，我就馬上舉意流盡鮮活的血液。讓客觀快快變成利刀斫斧，幫助我讓頭顱落下——這種情緒一經(jīng)西北豪放的性格的烘托，便變成了一種恐怖的和美麗的精神。穆斯林回回民族的生命是屬于造物主的，追求“舍犧牲”是為了捍衛(wèi)真主的神圣宗教真理，這是一種獨特的生命價值取向，它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人世間世俗對生命意義的理解。重壓下的反抗不只是為了生命的存在，而是為了體現(xiàn)生命存在的意義，這樣的生命怎么不令張承志陶醉呢？于是他贊美生命的崇高偉大。
在張承志的文學(xué)作品里，常常見到的是關(guān)于人性、人道、人情的贊美和呼喚，我想這與他崇尚生命的存在，尊重生命的存在，崇尚生命的骨氣是分不開的。體現(xiàn)于人的生命中肉體里血勇之氣，體現(xiàn)于筋脈里的骨勇之氣，滲透在骨髓里的剛勇之氣，滲透在生命精神里神勇之氣，是張承志作品中詮釋回回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的全部內(nèi)涵，也是區(qū)別于他民族與獸行的本質(zhì)所在。
注釋：
〔1〕張承志《荒蕪英雄路》58頁，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2〕張承志散文集《綠風土》130頁。
〔3〕〕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10頁。
〔4〕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08頁。
〔5〕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78頁。
〔6〕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11頁。
〔7〕張承志小說集《回民的黃土高原》第240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張承志《荒蕪英雄路》209頁，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9〕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43頁。
〔10〕張承志小說集《老橋》第62頁。
〔11〕張承志小說集《老橋》第98頁。
〔12〕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65頁。
最使回族刻骨銘心的歷史傷痛記憶莫過于自明代以后，除了保留馬、納、哈、田、穆等姓外，其余都賜予漢姓，分散于全國各地居住，形成了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生存狀態(tài)和地域格局，原來固有的尊崇的色目人的歷史地位開始動搖、位移以致于不斷降低，民族語也開始一天天受到限制，逐漸開始削弱。一直到了清朝，回族遭受到清朝政府三大歷史時期——乾隆、道光、同治王朝期間大型的殘酷的血腥鎮(zhèn)壓和大屠殺，致使回回民族背井離鄉(xiāng)，妻離子散，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完全喪失了原來殘存的一點本民族語言和文字，而后又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流放、發(fā)配、服役，成為回族歷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散，致使回族較為集中的地域空間日趨萎縮，越來越少，原來生活比較富庶的地方被迫放棄了，致使回族的宗教文化活動的場所也日趨萎縮。尤其是清朝末年，清朝同治皇帝重用湘人曾國藩做大臣，曾國藩重用湘軍首領(lǐng)左宗棠，制造了由曾國藩與左宗棠二人操縱為主的第三次大規(guī)模血腥屠殺、鎮(zhèn)壓、清剿西北回民起義軍的重大歷史事件，致使回族徹底喪失了自己的本民族母語——文字和語言，致使回族伊斯蘭教信仰活動的空間更加萎縮，萎縮到只剩下茍活于心靈世界的伊斯蘭宗教信仰了。與周游世界幾千多年的猶太民族相比，猶太民族只是喪失了自己賴以依存的土地，喪失了生存的家園，喪失了自己的國家，而回回民族除了喪失國家和土地之外，還喪失了一個民族生存賴以維系的母語――文字和語言。和喪失文字的中國其他少數(shù)民族相比較，回族簡直是一個被剝離和同化得只剩下“心靈世界的宗教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線了，只有存在心靈底層的伊斯蘭教信仰茍活地在證明著回回民族心靈信仰的鮮活存在。這與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民族大遷移歷史過程中被漢族同化、融化、異化的其他少數(shù)民族相比，北方，尤其是西北的回族，就因為有著堅定執(zhí)著的信仰而沒有被同化掉，還算是幸運的，當然，南方福建省的泉州、廣州、上海、江蘇、浙江、云南省等一帶曾經(jīng)是水上絲綢之路的伊斯蘭宗教傳播的發(fā)源地的有些回族早都被同化為漢族除外。
作為歷史學(xué)家和文學(xué)家的張承志深知這一點。張承志畢竟是生長在一個伊斯蘭教氛圍較濃的家庭，只是生長在漢族文化高度發(fā)達的京城腹地，青少年時期又趕上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于是“在人生的童年所受到的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是膚淺甚或有限的，還沒有形成一種具有排它性的民族特征與回回民族的心靈信仰的文化力量，當一種強大的漢民族儒家文化聲音湮沒作為少數(shù)民族的聲音的時候，一個稚嫩的心靈的可能的選擇已變得不言而喻了。”〔1〕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就這樣將各種民族宗教信仰推上了政治狂熱運動的斷頭臺，遭受狂熱政治運動的戕害。
在那個政治充斥著一切領(lǐng)域的歷史年代，一切傳統(tǒng)的宗教文化、宗教信仰、宗教習(xí)俗、宗教活動以及宗教人士都被判定為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歷史毒草，統(tǒng)統(tǒng)地被砸、被打、被搶、被禁、被燒，統(tǒng)統(tǒng)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被詛咒成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的封建迷信、封建余孽與封建糟粕的東西。這樣做了才能體現(xiàn)紅衛(wèi)兵大將與紅小兵小將的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氣概，顯現(xiàn)出紅衛(wèi)兵大將與紅小兵小將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徹底性。
伊斯蘭宗教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前所未有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沖擊、席卷與洗劫乃至浩劫。更有一些出格的做法，用暴力強迫穆斯林群眾交出《古蘭經(jīng)》，焚燒《古蘭經(jīng)》，炸毀拱北，拆除清真寺，批斗宗教領(lǐng)袖，批斗經(jīng)堂開學(xué)的阿訇，戴高帽子游街示眾，嚴禁過油香和過圣祭，嚴禁封齋，嚴禁禮拜，強迫阿訇養(yǎng)豬，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逼迫使信仰堅定、剛正不阿的阿訇跳崖自殺，用生命的神圣崇高尊嚴來抵抗這種滅絕人性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政治狂熱運動。作為在大都市居住的張承志來說，當然還沒有這種鄉(xiāng)村街頭巷尾的親眼目睹的直接感受和親身體驗了。回族茍存于心靈空間的伊斯蘭宗教信仰就這樣在強大的政治淫威下幾乎喪失殆盡了，經(jīng)堂語的記憶早已被剝離殆盡。
人的心靈世界有三道防線：情感防線、道德防線與理性防線。
作為在異國他鄉(xiāng)生存繁衍了上千年或者七百多年歷史的回族來說，一旦喪失了伊斯蘭教信仰，自然意味著伊斯蘭宗教文化完全讓位于漢族文化中心主義權(quán)威論的漢民族文化而成為隱伏于每個回回民族青少年的個體的人生之初的一個大背景，張承志自然也不例外，造成了兩種文化的心靈大錯位，那場尋根思潮，激發(fā)了他的尋根問祖的回回民族的潛在意識。
這樣的宗教異化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實行了對外改革開放政策，對內(nèi)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的大政策，才總算結(jié)束，民族宗教信仰政策也寬松了。伊斯蘭宗教信仰自由了，清真寺禮拜也開始相繼恢復(fù)，清真寺也開始修復(fù)或者重建，經(jīng)學(xué)堂也開門了，一切伊斯蘭宗教活動也開始了，無清真寺的鄉(xiāng)村也允許重建，拱北也重新修建起來了，回族有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活動場所，伊斯蘭宗教獲得了繁榮新時期的又一個春天。
在那個政治恐怖的歲月里，張承志與許許多多的回族的青少年一樣面臨著巨大的人性逼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動亂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十年間，他在內(nèi)蒙古烏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插隊落戶、上山下鄉(xiāng)期間，盡管對此有過這樣的不自覺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倘使他經(jīng)歷了回族聚居區(qū)的那一幕幕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和打、砸、搶的一樁樁慘象的話，他的心靈也許會產(chǎn)生極大的憤怒情緒，不僅僅是一種逼問，更多的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與民族仇視相交的情緒呢？加之他后來又被推薦上了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后來又攻讀了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讀碩士研究生，他心靈上的民族殘遭政治摧殘的陰影相對比較淡薄一些，只是失去民族語言與文字的痛苦感一直困擾著他的思緒，煎熬著他的心靈。
后期的他，心靈之所以完全皈依伊斯蘭宗教信仰，是因為他走進了回族聚居的生存條件差、溫飽尚未解決、生態(tài)惡劣、環(huán)境貧瘠、文化又落后的地區(qū)，訪問了曾經(jīng)遭受血腥屠殺的回族的后裔、走訪了拱北、道堂、清真寺；走訪了遭受政治迫害摧殘的回回民族的穆勒師德（作靜修道、能顯現(xiàn)“白熱克提”的賢哲臥里）、宗教領(lǐng)袖、阿訇、穆斯林群眾后，間接了解了回族心靈上的苦難民族歷史創(chuàng)傷，灼燒著他的心靈，燃起了他心靈和血脈里固有的血緣基因與民族皈依情結(jié)，集體無意識宗教信仰情結(jié)――執(zhí)著的伊斯蘭宗教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仙、信后世、信圣人、信復(fù)生）統(tǒng)攝下的“民族人道主義、英雄主義、信仰清潔主義與性命雙修的性靈神秘主義精神”。從血緣入手成為他尋找民族之根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也成為困擾他痛楚心靈的情感癥結(jié)。
因為，血緣是人類的最天然的本質(zhì)屬性，與其種族的繁衍相生相滅，具有種族相繼相續(xù)的前沿性、承繼性與后續(xù)性。人類的文明就在于她自覺地分辨清楚了血緣人倫關(guān)系，漢民族有“親緣通婚，其生不茂”的說法，漢民族之間的通婚必須超越五父才行。正因為人類的這一明確的科學(xué)認識，才避免了近親婚配而提高了人類種族的繁衍質(zhì)量。血緣意識的覺醒，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最顯著標志之一。
張承志也是借助血緣關(guān)系的尋根追溯尋找到了自己的“血緣在西亞”，而且又是“一個默默無言的民族”的后代。由于歷史的種種復(fù)雜原因，回族一沖出“母族的血胎”便深深的烙上了血緣前定的宗教屬性，一生與苦難相伴，因而蟄伏于祖先血脈里的神性存在，便注定了：回族的信仰伊斯蘭教具有一種潛意識的血緣上的先在結(jié)構(gòu)性。于是，我們回族的精神探險者、宗教信仰的癡迷者、文化上的孤獨者命中注定要尋找自己的精神的寄托和性靈皈依，必然要借助他的考古學(xué)轉(zhuǎn)向?qū)耐泻吞N含回族痛苦和冤屈的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靈訪古，必然要走進遭受清政府三次血腥屠殺鎮(zhèn)壓的苦難最深、最重的中國伊斯蘭教四大門宦之一的沖鋒在先、犧牲在前、勇決獻身在前的哲合忍耶虔誠信徒的心靈深處與性靈地帶，必然要走進大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走進遭受迫害最深的西海固的西吉縣的沙溝，吳忠市利通區(qū)的金積堡鎮(zhèn)的板橋村，他深深的感悟道：長久以來，我匹馬單槍闖過了一陣又一陣。但是，我漸漸感到了一種奇特的感情，一種戰(zhàn)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心靈史－走進大西北之前——代前言》
因此，對回回民族心靈文化探險者的張承志而言，“宗教的誠心皈依”實在是對母族宗教文化的本然皈依，即：文化上的“認祖歸宗”，更有尋找自我、尋找回來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深長意味。“宗教信仰是宗教的核心，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內(nèi)在的因素，但是,由于有信仰，人們的行為也就自然地受到信仰的支配與約束，形成人的宗教意義中的文化行為”?！?〕
因此，張承志的一系列的伊斯蘭宗教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靈訪古、宗教精神探險與性命雙修的靜功悟道情結(jié)，在不懂得伊斯蘭教文化的漢族學(xué)者心目自然產(chǎn)生一種認識上的誤區(qū)，其實，張承志的這種宗教行為，說到底還是一種伊斯蘭教文化的心靈皈依、民族宗教精神的跋涉探險行為與性命雙修的神性終極情結(jié)。
張承志在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讀書，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讀碩士學(xué)位時又學(xué)的是歷史學(xué)專業(yè)，由考古的“掘墓考古”變成“伊斯蘭教道堂、拱北、清真寺心靈境界探險的心靈訪古”，因為要搞清中國的伊斯蘭宗教文化的深層的索菲主義教理，隱秘的修道道乘，性命雙修的終極皈依，搞清中國回族四大門宦制度的淵源、承繼、流變與發(fā)展，搞清回族穆斯林聚居在拱北上墳祈禱的深層次隱秘精神皈依內(nèi)涵，必須要走進伊斯蘭教的道堂，走進拱北，走進清真寺，進行實地的觀看走訪，促膝訪談，進行心靈的個別溝通交流，進行心靈的體悟，進行性靈的參悟。通過多年的心靈尋訪：八次走進大西北、十幾次走進寧夏固原市的西吉縣的沙溝，乃至走進全國各地的伊斯蘭教的道堂、拱北、清真寺，他才深深的感悟道：拱北作為中國伊斯蘭教四大門宦的圣徒傳教士、臥里、穆勒師德的墓地，寄托凝聚著“回族的血淚史”，“蘊含著回族的冤屈史”，“潔白的拱北色彩里折射透視著回族苦痛歷史和鮮血染浸的靈魂”。拱北蘊含著死后皈依后世天堂的隱性世界的各個站口、關(guān)隘、站道，而“道堂則是伊斯蘭教四大門宦圣徒、傳教士、臥里、穆者師德傳道、授理的場所，也是圣徒、傳教士、臥里、穆勒師德們靜修、坐靜的場所”，而記載回族血淚史的真實故事卻鐫刻在這些代代的穆勒師德遵從“救理口喚”（真主在穆勒師德夢中隱秘傳遞的信息）口傳的賢哲的心靈秘史里。
因此，中國的伊斯蘭教拱北、道堂具有雙重蘊含意義。回族就是借助拱北與道堂來看守住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財富、歷史，借助道堂、拱北來不斷加深自己對民族歷史的心靈記憶與性靈參悟，即：守住“伊瑪尼”（五大信仰：信仰真主獨一、信仰天仙、信仰圣人、信仰后世、信仰前定死后復(fù)活）的最后一道心靈防線。
對此，伊斯蘭教道堂、拱北便是回族在中國失去母語后而較早的心靈記憶與性靈皈依象征的最后一道心靈防線了，也是回族的最后一個宗教信仰的記憶之根須了。所有的伊斯蘭教道堂、拱北詮釋給著名作家張承志的也將是全息性的母族文化的豐富涵義，進入圣徒傳教、修道、坐靜的道堂，走進圣徒的墓地拱北，走進穆斯林禮拜聚會的清真寺才能介入母族現(xiàn)實社會生活，才能得到圣徒、傳教士、臥里、穆勒師德的隱秘口傳的歷史故事。
佛教廟宇多建在遠離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深山古剎，清真寺則不同，是建在社會生活的聚居鬧區(qū)，因為，佛教認為，人生是苦難痛苦的，人要懺悔皈依佛門，才能進入彼岸世界，必須遠離塵世，遠離塵世的繁雜喧鬧。
伊斯蘭教則完全不同，倡導(dǎo)前世與后世相互統(tǒng)一，既要重視真主賦予人以智慧而創(chuàng)造了人間天堂的生活享受，又要積善行德，扶危濟困，不斷在清真寺、拱北、道堂里通過禮拜，懺悔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過錯，祈求真主的寬宥和饒恕，以求得在死后進入天堂，免遭真主的審判打算，求得永生，將來復(fù)生。將伊斯蘭教清真寺建在社會生活的鬧區(qū)，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伊斯蘭宗教在追求“務(wù)實與皈依”的兩世吉慶的惟真主獨一的形而上的宗教哲學(xué)教理思想，蘊含著伊斯蘭教今世與后世都清潔精神的精髓，蘊含著伊斯蘭教對生命存在于靈魂的體悟境界。
與佛教相比較，佛教顯然是與造物主對立，造物主要求人類必須有“種”的繁衍，佛教徒皈依佛門，身披袈裟，不吃葷素，不娶妻生子，照此下去，豈不就沒有人類的存在了嗎？況且只求自己修煉成佛，豈不太自私本位了嗎？怎能普渡眾生呢？
伊斯蘭教顯然與之不同，既珍惜造物主創(chuàng)造的人間天堂的美好生活，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娶妻生子，喪偶改嫁，繁衍后代，建功立業(yè)，著書立說，追求并享受美好的物質(zhì)生活、精神生活與生殖生活；又在人世間不斷懺悔錯誤，誠信禮拜，以求后世，積善行德，扶危濟困，接濟窮苦人。想想當初，我們的祖先手捧《古蘭經(jīng)》興教與傳教，騎著駱駝經(jīng)商而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輝煌歷史與燦爛的文化，而后代在清真寺里禮拜信仰，在道堂接受圣徒的口頭傳授教誨，在拱北前參悟與感悟圣徒顯現(xiàn)“白熱克提”的啟示；在鬧市區(qū)域里經(jīng)商做買賣，豈不悠閑自在？
清真寺是穆斯林聚禮、禮拜的惟一場所，道堂是穆斯林接受伊斯蘭宗教高境界的理學(xué)的口頭傳授的惟一場所，拱北是穆斯林參悟穆斯林生死璣理的惟一場所。這三個“惟一”就構(gòu)成了穆斯林揮淚告別塵世間的最后站口，可以說，正是這三個相為一體的場所，將較為松散的穆斯林自然而然地組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中國穆斯林民族社區(qū)性的宗教和民政單位，成為穆斯林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生活的宗教文化場。
張承志作為回回民族的現(xiàn)代文化大家借此走進回族母族文化圈的核心地帶，能不動心感肺嗎？他的后期小說，尤其在他后期的哲學(xué)文化散文、思想隨筆、詮釋性靈長詩的字里行間都流淌著這種樸素的情感和淚水。
由于《古蘭經(jīng)》是伊斯蘭教的神圣宗教經(jīng)典，博大精深，涵蓋一切，既對穆斯林的言行進行了規(guī)范和約束，又對失去母語的中國回回民族起到了一種強調(diào)母語、宣傳弘揚伊斯蘭教文化的功能作用，加之母語習(xí)慣滲透著回族的思維方式以及價值取向，又深入回回民族的靈魂、骨髓與血脈，因而成為回回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作為文化大家的張承志毫不例外地也無數(shù)次深入研讀過《古蘭經(jīng)》，從中去領(lǐng)悟母語的精美絕倫，語音的空曠嘹亮，天堂之音，天籟之聲，韻律節(jié)奏的精妙動人。他整理譯介的哲合忍耶穆勒師德口頭傳授用漢語口頭標記的回族伊斯蘭教隱秘傳教的歷史著作《熱什哈爾》、創(chuàng)作的民族史詩小說《黃泥小屋》、《海騷》、《西省暗殺考》、《心靈史》等，正是他把《古蘭經(jīng)》作為回族文化瑰寶的具體行動，是他皈依母族文化后的心靈感悟與性靈憬悟的經(jīng)典之作。顯然，他走進道堂、拱北、清真寺，才得以了解了回族母族經(jīng)歷的苦難血淚史，他走進西吉，坐在穆民的熱炕頭，由此進入了回族的現(xiàn)實生活的文化核心區(qū)地帶，吮吸到了從穆民心間深處流淌出來的信仰的芬芳，由此更深入地研讀了《古蘭經(jīng)》，才深入透徹的了悟了回族文化的精神和性靈精髓，喪失民族語言與文字的痛苦感成為他文化尋根與心靈皈依的巨大思想與情感內(nèi)驅(qū)動力，他“以筆為旗”傳達出對回回母族的獨具一格的體認，才能以筆為旗播揚伊斯蘭教所極力倡導(dǎo)的“人道主義、英雄主義與信仰清潔主義精神”。
因此，張承志的心靈皈依，經(jīng)歷了由一個有比較淺淡逐漸濃厚深入到至誠至信的遞進式心靈漸進過程，不是簡簡單單的一種血緣宗教群體的歸屬，更在于回族心靈精神、道學(xué)理念、性命雙修的參悟境界的高層次心靈誠信的皈依。
〔1〕何清《張承志：殘月下的孤旅》（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
〔2〕鄭曉云《文化認同與文化變遷》（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63頁）。
張承志的青年時代是在烏珠穆沁大草原上度過的，自然的美麗、草原的寂靜陶冶了他的性靈，孕育了他的創(chuàng)作機緣，啟發(fā)了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靈感。當他在中國文壇上聲名大震后卻又退居大西北，長久放浪于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之間。黃土高原上的風物山川不斷涌現(xiàn)在他的創(chuàng)作靈腑。表現(xiàn)出了張承志從心靈深處皈依后，在真主這一偉大的精神之父的啟迪下，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走向文學(xué)的極限處，用宗教哲學(xué)的思維方式，從地緣學(xué)的角度來讀解回族的清潔精神，偉大的信仰，執(zhí)著的心靈求索。
尤其是他走進西北的西海固的西吉，深入了解后，他的信仰追求越發(fā)執(zhí)著，對清潔精神與執(zhí)著信仰的沉思替代過去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所顯現(xiàn)出的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他從西北回族信仰的執(zhí)著中感受到了信仰高于一切生命存在體的真切感悟，當偉大的伊斯蘭教信仰遭到侵犯和褻瀆時，回族必須毫不猶豫地豁出性命去捍衛(wèi)宗教信仰的神圣。
對此，我們不能以熱愛自然的表象掩蓋他過去借助自然之體完善自我心理調(diào)節(jié)的內(nèi)在動機。張承志由通過自然釋放與消除心靈深處的憂郁不快到自覺皈依伊斯蘭教哲合忍耶門宦，尋找到了支撐生命體的偉大而永恒的民族清潔精神的支柱后心靈的舒適、愉悅與恬靜。
救理口喚的感召與生命本然的啟示
張承志說：“我是那樣地深愛著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資格說我是蒙古草原的義子、黃土高原的兒子。我是美麗新疆致死不渝的戀人。” 〔1〕他的這種自我設(shè)喻的方式，其意思就在于表明他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十分密切，“義子”、“兒子”、“戀人”的比喻之象，以感情認定三個自然體與他的關(guān)系構(gòu)成方式，毫不疑問，他在烏珠穆沁大草原時期，是烏珠穆沁大草原給了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靈感，是內(nèi)蒙古大草原造就了他，造就了他的文學(xué)成就。這說明他是烏珠穆沁大草原的收益者。
張承志所說的這三個中華民族的大陸版塊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的北方大陸，作家把自己放逐在這樣一個深廣的自然界，并非是粗淺地表達他怎樣被放逐到這里，在這里上山下鄉(xiāng)的經(jīng)歷磨難，或者說自己怎樣熱愛這里的山水草原風光，而是書寫自己在這里進行著心靈世界的精神漫游，是在尋找一個安放心靈的寓所。三大自然界出現(xiàn)在他的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人生境遇階段，自然與他孤獨的生命體驗相互滲透交融，致使他的性格形成與精神追求取向自覺與不自覺地打上了自然界空靈寂靜的烙印，在他的整個精神世界的結(jié)構(gòu)里，中國北方的三大版塊陸地給了他文學(xué)上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給了他無窮無盡的靈感啟示。
烏珠穆沁大草原不是想象中的浪漫，“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xiāng)的年代中最大的弱點和不幸，以及整個知識青年運動失敗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家。”〔2〕在背井離鄉(xiāng)的孤獨中，在別離親人的依戀中，是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教會他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對人生的思考，是遼闊無垠的烏珠穆沁大草原幫助他從過去的沉溺的狂熱政治崇拜、個人英雄主義的理想的癡迷追求中解放了出來，是寂靜的烏珠穆沁大草原讓他懂得了生活底層的人們的艱苦卓絕的生活以及他們身上所蘊涵的淳樸美麗品德。“在烏珠穆沁母親寬大的胸懷中，真正的我誕生了”，草原夜晚的“金釘星”照射過張承志獨自的方向，在這種天地人的構(gòu)成關(guān)系中，美麗的大自然對有著深厚文學(xué)愛好的張承志來說，受到自然的啟示是非常自然的，在自然的啟示下心靈為之受到感悟也是非常合乎情里的。烏珠穆沁大草原給了他無窮無盡的文學(xué)想象力的啟示，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上的歡快奔騰的駿馬給了無窮無盡的自由馳騁的啟示，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上祖祖輩輩生活的淳樸善良的牧民給了他無窮無盡心靈感悟的啟示，他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政治狂熱情緒逐漸被釋放掉了，憂郁與壓抑被烏珠穆沁大草原帶給他的無窮無盡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認識自我、尋找精神支點所代替。無窮無盡的想象使他變得越來越成熟，他徹徹底底地甩掉了過去一直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政治理想抱負的羈絆，于是，他自由地選擇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方式，自由馳騁的想象力使他學(xué)會了生存，學(xué)會了生活，想象力觸動了他的文學(xué)興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靈腑。
從張承志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到他人生考古、民族文化尋根的人生經(jīng)歷構(gòu)成的三大陸地板塊看，北方的河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置于草原之后，卻又在走向大西北的黃土高原之前，它具有承啟性的作用。張承志覺得“北方有一個神秘的幽靈”，“北方的全部的魅力因它而生”，但他卻無法把握它的存在。那個“吸引著我的、偉大的東西”就是“幽靈”，幽靈作為一個心靈追求的的意象已經(jīng)在張承志的文學(xué)作品里正式出現(xiàn)，雖然它不知名而且非常模糊，但它的確已經(jīng)超越了具體的自然物象之上，變成一種感覺中的神性存在、自然界的魅力之源。我們可以把張承志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對伊斯蘭教的“神秘的幽靈”的感知看作是作者走向大西北的前奏，由此而開始了他的生命本體的民族清潔精神的長途跋涉之旅。學(xué)術(shù)界一般以1985年為評判張承志小說創(chuàng)作的分界線。當然，這種劃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劃分。因為《北方的河》是發(fā)表于1983年。后來張承志八次進入大西北，十幾次深入西海固的起因恰恰就是這種民族文化本原的探究、清潔精神背后隱藏的神秘性的吸引和民族執(zhí)著信仰的召喚，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彰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在苦難歷史中所顯現(xiàn)出的一種民族英雄主義精神、集體無意識的清潔精神，《心靈史》因此而脫穎而出，以散文的筆調(diào)，把真實的進行意識流的組合，震撼了中國的文壇，后來被查禁?？梢哉f黃土高原的西吉是張承志小說創(chuàng)作高峰的一塊貧瘠的沃土，是孕育張承志落淚是金的金黃的黃土地，是張承志金子一般閃光思想揮發(fā)的沃土。因此說，張承志從心靈深處發(fā)出：他是黃土高原的兒子。
新疆在張承志的眼里，是一塊充滿著神秘色彩的大陸，“但是不知為什么就愛上了新疆。我還沒有去過新疆就愛上了新疆，愛得一往情深。于是跑遍了天山北麓，踏邊了準葛兒兩緣的全部古城 ”?！?〕他認為：“在這天地間也許真的有……有一位凝視著我的神。否則我為什么那時會萬里不辭地奔向新疆呢？”深入新疆大陸后使張承志對神在神性的感知逐漸明晰化了，他聽到了“冥冥之中有一聲神異的召喚”，并且確定了“那呼喚發(fā)于中部亞洲的茫茫大陸，也發(fā)于我自己身體里流淌的鮮血之中”，他發(fā)現(xiàn)了神靈的位置，也發(fā)現(xiàn)了自己血液中潛在的神性因素的存在和蘇醒。新疆是個多民族雜居的邊緣區(qū)域，在這塊土地上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氛圍，而且尤以伊斯蘭教最為強烈，在這兒居住著的十幾個民族絕大多數(shù)信仰伊斯蘭教。向西它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相望，由陸路轉(zhuǎn)入中國的伊斯蘭教最早就在新疆根植蔓延的，時間是公元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上個千年的宗教浸透使這塊土地無處不散發(fā)著神性的光輝，形成了獨具魅力的民族風情與地域色彩，幾乎所有的人文景觀無不具有宗教特色，民族心理、文化內(nèi)涵、生存方式都是在宗教的規(guī)定下的范圍內(nèi)形成的。張承志置身于這樣的環(huán)境氛圍中，耳濡目染的自然是至高無上的神靈的聲息、神靈的表象（穆斯林信徒、服飾特征、清真寺、拱北、道堂），這實際上是伊斯蘭教神靈的感召和啟示，感性的認識激活了他血液中潛藏流淌的宗教基因。
新疆作為精神血緣的紐帶搭上了張承志與至宥、至慈的造物主神性的交流與靈魂相遇的橋梁，他對新疆的酷愛，也是對伊斯蘭教的情感認同，獨自在這塊版圖上跋涉長旅，是他聽從偉大的伊斯蘭教造物主的救理召喚，即“神異的召喚”去尋找冥冥之中的潛藏在心靈深處的造物主啟示，是自覺與不自覺地進行著精神血緣的溯源追根，這種認知也是張承志性格以致人格發(fā)生巨大變化的邏輯始點。
張承志認為新疆比內(nèi)蒙古復(fù)雜得多，它要求人的感性有血緣般的先天色彩，這無疑倒出了他對新疆心理親近與情感依戀的緣由，伊斯蘭教已經(jīng)深入他的骨髓，占據(jù)他的心靈?！遁x煌的波馬》把一個天山深處的世界寫得情景交融，兩個家庭、一座破舊的木橋，構(gòu)成了波馬的感性世界，而其輝煌的內(nèi)質(zhì)卻是兩個老人為代表的精神世界的燃燒。
《九座宮殿》里只寫了韓三十八和蓬頭發(fā)兩個人，傳說中的“九座宮殿”把他們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韓三十八已經(jīng)把傳說化作心中的圣殿，支撐著他堅忍的精神世界，他心平氣和地生活在傳說中；蓬頭發(fā)是個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對傳說的驗證，企圖從那茫茫沙海中找到曾經(jīng)的“九座宮殿”，看似徒勞的尋找結(jié)束了，可韓三十八家的工人展示給他的精神世界卻讓他看到了那個圣殿的存在。韓三十八認為能尋找“九座宮殿”的人一定是“自己人”，雙方的交流與認同也就是在一種默契的神會中完成了。
我們可以把蓬頭看成是張承志的影子，對“九座宮殿”的尋找可以看成是張承志對造物主拯救與搭救穆斯林的一條神圣的船，是寄托穆斯林參拜皈依真主接受真主“神靈”啟示的場所。張承志心領(lǐng)神會了這一點：造物主并不是一個具象的存在，是只可意會、心靈感悟，看見與看不見并不重要，只要心靈深處幻想?yún)⑽蛟煳镏?，神靈般的啟示就會給予你。于是，造物主的神性啟示下的張承志是這樣感悟的：“他只是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仿佛一直在找的什么，在一剎那之間他覺得自己血液中的一個什么精靈突然復(fù)活了。”〔4〕
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是一個自然地理的概念，“它是黃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黃色山頭滾滾如浪”，它幾乎是貧瘠荒涼的代名詞，是一塊近于絕望的土地，然而，張承志卻把它名之為“回民的黃土高原”，這一表達式里不僅表明了人與自然風土之間的關(guān)系構(gòu)成，而且給自然風土敷上了宗教色彩。
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是給這塊土地實施色彩的主人，“自蒙元以后，中國回族數(shù)百年間消亡與茍活的心情史”就在這塊土地上展開了，他們飲黃色的水，吃帶黃泥巴的食物，住黃泥小屋，黃土高原孕育了他們的生命，他們又用生命滋生出高貴的信仰，“血是紅色的，而信仰是藍色的，它們相浸相染后的顏色竟是貧苦悲壯的黃色”，這是屬于回民特有的顏色。隴東周邊地區(qū)的西海固，是這片黃色中涂染得最為厚重的一筆，大自然在這里體現(xiàn)了它極不合理的一面，赤貧的風土中站立著衣著藍縷的哲合忍耶門宦子民。
張承志第一次踏上西海固的土地時，心理滿是不安，“滿眼無窮無盡的焦渴的荒山涌向遙遠的低處。山連著山，茆靠著茆，一片貧瘠荒涼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出現(xiàn)了”。〔5〕可是當他走在貧瘠的難以想象荒山禿嶺間時，并沒有感到“憂心重重和陌生的恐懼”，因為當他看到矗立在黃污的泥土小屋中央的碧藍拱頂時，便為“這樣荒僻的窮山窩里有一座清真寺”而驚奇不已，于是斷定只要到達，就會“舉目皆親”，他步伐堅定地向那座土清真寺走去，像一條魚游向它住慣的大海，張承志滿懷希望地迎接這一切。再一彎“殘月”的懸垂天宇的時候，他在冥冥之中尋找追逐著造物主的神靈啟示，不在是朦朧的，也不在是遙遠的夢，他已經(jīng)接近到了與神靈交流的環(huán)境。造物主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給了他無窮無盡的鮮活力量。在造物主的召喚下，“于是我匆匆上路，毫無選擇地來到了這里，伊斯蘭的黃土高原”?！?〕然而，即便是甘肅、寧夏，地域概念也過于遼闊，“我一直在徘徊，想尋找一個合我心愿的地方，但是，最終我還是選擇了西海固”，“我沉入了這片海。我變成了他們中的一個”。〔7〕張承志在選擇中完成了自己的伊斯蘭教皈依的心靈定位，認定他合乎這方熱土，他終于屈膝下跪，拜倒在這黃土深處的信仰民眾之中，哲合忍耶使他完成了伊斯蘭教上的徹底皈依。
作為構(gòu)成張承志心靈溯源的民族英雄主義集體無意識情結(jié)精神之父的第三塊大陸，黃土高原是他最清醒后的涉足，是他心靈深處的核心大陸情結(jié)版塊，使他徹底告別了朦朧的痛苦煎熬。西海固在他的人生里程中是最重要的，造物主的神靈啟示的皈依點也在這里，在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用堅忍的生命之驅(qū)維護著凈潔的圓月的圓缺，因為月亮象征著新生，人生的五大功課都與月亮息息相關(guān)，而哲合忍耶在清代的三次大型鎮(zhèn)壓中遭受的磨難最為嚴重，鮮血常常與捍衛(wèi)伊斯蘭教信仰拌和在一起，用生命之軀體托起了凈潔的“月的圓缺”，西海固成為他逐漸告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小說樣式的中轉(zhuǎn)站，求真務(wù)實、體悟道乘成為他的人生終極歸屬點，只有用最為真實的文學(xué)樣式才能表達這種“認本歸一”的清潔情結(ji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人生中轉(zhuǎn)站又是安放他認本悟道、精神皈依心靈棲息之地。
真主的昭示與認本歸一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煎熬過程，張承志的心靈接受真主的救理口喚是在認知、省悟、體悟與憬悟中完成的。他的信仰是伴隨著他的足跡與年齡變化以及心靈感性認知、理性思考、神性感悟而完成的。
在三個大陸版塊的漫游中，在內(nèi)蒙古烏珠穆沁大草原上，正是他滿腔熱情追求政治理想與實現(xiàn)自我人生價值的階段，青年時代，他也染上了不少的有悖于伊斯蘭教信仰的惡習(xí)，抽煙喝酒，他完全沒有擺脫癡迷于科學(xué)的羈絆，癡迷于政治抱負，癡妄于官本位文化，崇拜政治地位，向往出人頭地，勇于參加政治狂熱的運動，這些自然使他遠離了伊斯蘭民族宗教信仰，把伊斯蘭教信仰拋擲于腦后。
大學(xué)和研究生畢業(yè)后，他有了工作，經(jīng)過實地考查，在新疆考古行程，這些生活的惡習(xí)依然沒有多大的改變，他的情感更是自由浪漫。但對崇尚伊斯蘭教信仰的民族產(chǎn)生了一些有意味的思考，對人生的皈依支點也開始了反思與省悟。功名利祿面前，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民族人本信仰與人生的終極價值。
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進入高峰期后，中國文化藝術(shù)界掀起了一種民族文化尋根熱潮，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母體也轉(zhuǎn)入回族的文化尋根，他開始對回族喪失母語以及慘遭壓迫歷史的思考。也許他對1957年的反右派歷史產(chǎn)生了某種興趣，在回族中遭受這次大鎮(zhèn)壓的要數(shù)寧夏1957年宗教大鎮(zhèn)壓了。張承志從內(nèi)心深處選擇了這塊所謂的“1957年的沙溝事件”開始了他的心靈旅程探險。他的《心靈史》何止是只揭開了同治年間清朝鎮(zhèn)壓西北回族起義的歷史真實面貌，還隱性地輻射了所謂的“1957年的反革命宗教叛亂”的鎮(zhèn)壓事件的本來面貌。那次的鎮(zhèn)壓不是一次血腥的鎮(zhèn)壓，而是依次心靈鎮(zhèn)壓，沙溝的所有人家都被扣上了一個莫須有的黑鍋，家家都成了宗教反革命分子，一直到改革開放20年，他們代代都抬不起頭來，幾乎到了在全沙溝找不到一家成為好的人家。哲合忍耶的血性精神由此發(fā)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zhuǎn)折。我想，張承志之所以選擇西海固的真正動機恐怕是在這里。他后來在1991年創(chuàng)作完成了他的《心靈史》。張承志的抽煙、喝酒等不良惡習(xí)也改掉了，不修邊幅的形象也消失了，禮拜的拜氈子也時常伴隨著他的行蹤。在黃土高原的這塊神圣的土地上終于找到了親族血緣，終極價值的歸宿點也從此找到了。“草原情結(jié)”使他找到了成名立業(yè)揚名天下的人生坐標點——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新疆情結(jié)”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皈依的生命起點，文化延展的橫斷面，找到了民族信仰的坐標點——母語喪失；“黃土高原情結(jié)”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的終極點——宗教哲學(xué)的皈依。
概而言之，張承志的人生心靈跋涉探險，蘊涵著感性認知階段的向往人生的物質(zhì)享受、理想實現(xiàn)、政治地位、價值觀念、先進科學(xué)；蘊涵著理性階段的向往人生的價值判斷標準、政治全力對民生的關(guān)注、民族之間的平等；蘊涵著悟性階段的人生信仰追求、終極目標實現(xiàn)、崇尚生命本體的性靈、神靈啟迪。
張承志的心靈跋涉歷經(jīng)了世俗追求、生命關(guān)懷、宗教皈依的幾個階段。他從功利性的追求到對生命本然的關(guān)懷再到澄明境界的皈依，追求心靈的凈潔，超凡脫俗，我想，對文學(xué)藝術(shù)界是有很多啟示的。
烏珠穆沁、天山雪域與長塬溝壑的啟示
張承志筆下的美麗大自然總是關(guān)涉著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tài)，在每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每個不同的自然界區(qū)域里形成了與之相適應(yīng)的不同的民族精神與心靈啟示，自然不僅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天然區(qū)域，而且是孕育著民族的性格、凝聚著民族精神、形成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有效參與者。在這種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中，必然要深深打上自然地域的痕跡，民族特征中必然蘊涵著自然地域的屬性，民族性格必然受之于自然的風物、景觀、土脈、山水、氣候、季節(jié)的影響，從中可以窺測到蘊涵的民族心態(tài)特征與文化特征以及性格特征。
人生存于大自然的懷抱，與大自然中的各式各樣的植物、動物、景觀、文化遺跡、氣候、季節(jié)、山水、河流、地勢、地理、土壤、飛禽、走獸等自然要發(fā)生關(guān)系，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非常密切的，人對自然的依賴性是先天的，自然反過來對人又有著極大的制約性，一個民族必定只是在某個環(huán)境中生存聚居，它與自然之間必然構(gòu)成一種依存性。草原給游牧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一種自由的活動空間，遷徙往返于水草茂盛之地，這是符合游牧民族的生存法則的，駿馬、牛、羊作為這樣一個自然界里聲息繁衍的物種，滋養(yǎng)著長期在這里繁衍生息的民族，為他們的生存提供著豐厚的物質(zhì)依托，在不停的生命流動中，人總是要不斷地改造著、占領(lǐng)著與擴大著本民族的生存空間，物質(zhì)欲念在滋生蔓延增長著，種群在增長著，就必須向自然索取，這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本能所在。任何民族都不例外。
在張承志的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中，草原情結(jié)就揭示了這種自然與民族生存之間的關(guān)系。人在謀求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可自然卻時常發(fā)生一些偶然的意外的不和諧的聲音和因素，草原以它特有的方式養(yǎng)育了剽悍、決絕、孤傲的蒙古人，可它不總是向人表示友好，當迅猛的白毛風肆虐地席卷草原的時候，人們?yōu)榱松姹黄冗w徙，用了四年的時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嚴峻的自然并沒有使蒙古人喪失信念，產(chǎn)生絕望，因為美麗的烏珠穆沁大草原有著豐厚的植被，他們也相信這里有美麗神圣的金牧場，廣闊無垠，經(jīng)過遷徙就可以免遭當前的災(zāi)難。
在回民艱難生存的黃土高原，處處都是“焦干焦干的黃山包”，“沒邊沒沿的黃山包包”，“滿眼滿世界焦旱的黃土山峁”，死寂沉重的黃色，單調(diào)而凄涼，厚重悲愴，大自然在這里已經(jīng)惡劣得只剩下荒涼貧瘠。這本來是一塊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可是在官方權(quán)力體制殘酷的屠刀威懾逼迫下，回民被趕進了這片難以生存的荒涼之地，“回回自華化以來又在清季被逼入社會最底層和赤貧絕地，因為精神生活于神圣之中民族才茍存至今”?！?〕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成為回回民族抵擋黑暗的天然屏障，才免遭了宗教滅絕與文化滅絕的厄運，才使傳承不竭的伊斯蘭教清潔精神延展至今，生生不息，民族的存活恰恰借助利用了自然條件的惡劣，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與哲合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庫夫忍耶的秘傳宗教道統(tǒng)精神的代代口傳，相生相息。沒有人心甘情愿地走入這一絕境之地，可是當在外力的作用下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的時候，人們要想生存就得產(chǎn)生與之抗衡的超長的生命力和堅忍的品格，四大門宦形成的回民們不但在這一絕境之地、生命的禁區(qū)生存繁衍了下來，而且讓伊斯蘭教清潔精神也在這樣的惡劣環(huán)境中生存發(fā)展。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強化了回族群體凝聚力，強化了民族集體無意識，因為生存環(huán)境越是惡劣，個體的獨立生存意識就越困難，群體對于個體生存所具有的價值就顯得更為重要。與外界的隔絕阻隔根絕了許多是是非非的來源，避免了許多非伊斯蘭教或者非本民族宗教的誘惑和侵擾，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遏止了人們生存之外的各種欲望與企圖，過濾了人們的心靈，人們的生活比較簡單，衣食住行都非常樸實，物質(zhì)享受的觀念比較單純，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比較親和，善良的品行就比較突出，純凈的心靈更有利于宗教信仰的生長，清潔精神更有利于播揚，宗教信仰的誠實性就比較明顯，崇拜就比較專一，沒有了強烈的物質(zhì)欲望，心靈里只有信仰，一心一意皈依伊斯蘭教信仰，把一切都寄托于后世天堂。
在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中，在生存難以保障情況下，回回民族凝聚力都集中在怎樣保住民族的根，保住民族的種的繁衍生息，只有保住了種的繁衍，才可能保住伊斯蘭教信仰。張承志從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下至今還繁衍生息的回族的凝聚力里看到了惡劣環(huán)境與生存繁衍的辨證法則：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好事可以變成壞事。在當時，回族瀕臨滅絕的災(zāi)禍之即，選擇惡劣環(huán)境是禍；而后來免遭一切侵擾乃至物質(zhì)主義的誘惑，使民族的伊斯蘭教信仰扎下根，使宗教信仰傳承廣大，風情風俗習(xí)慣沒有被同化，而且還占有大片的土地，是福。正是這種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拯救了回回民族和惟一賴依虔誠追求的伊斯蘭宗教。
試想當初，回族不離開富庶的生存之地，不先以逃命為上，只能被殘酷殺害，種族就面臨著滅頂之災(zāi)；如果當初，不采用中阿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不僅母語會喪失，而且信仰也會被洗劫一空；不選擇荒蕪、荒涼、貧瘠的地方集體逃命，就不會有今天的回族聚居區(qū)。這完全是至慈的真主為這一民族所指的一條生路，才使這個外來的民族生存繁衍了下來。張承志的《心靈史》能懷著滿腔的激憤與高尚的激動追述這段慘痛的歷史，其深遠的意義也就在這里。
張承志筆下的自然，滲透著深厚的民族歷史的滄桑意識與民族文化的孤獨意識，人類或者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被沉淀在自然之中，它不僅儲藏了民族文化歷史的某些信息，而且以與人之間的不斷關(guān)系勾連把這種歷史的某些信息傳導(dǎo)在現(xiàn)代的生活中，這樣，使作者的小說擁有了民族歷史的棕深感與民族文化的孤獨感的外延的探索與關(guān)照。“北方的河”象征著流動的歷史長河，它可以上溯歷史，流經(jīng)現(xiàn)實，流向未來，它哺育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
以西海固為代表的回民的黃土高原，記錄了阿拉伯半島上展轉(zhuǎn)流經(jīng)到中國的土地上繁衍聲息一千多年，尤其是蘇菲派在中華民族的紛爭斗爭中不斷展轉(zhuǎn)流經(jīng)，形成了在寧夏的西海固長期居住而完整保留下來的四大門宦在數(shù)百年間展轉(zhuǎn)流離的悲壯的歷史命運與伊斯蘭教文化的生成發(fā)展。張承志的小說的歷史凝重感與文化的孤獨感有哲合忍耶而間接映照出其他三大門宦的悲壯歷史，這與他所接受的正規(guī)的歷史、考古專業(yè)教育不無關(guān)系，他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與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識。
由于張承志所傾心追求的自然都是遠離現(xiàn)代都是文明的邊緣存在，所以歸位民間的志向是非常明確的。實際上，當主體借助于自然來表達自己的心靈真實，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把它作為一個有力的終極價值的支撐點來確定自己的人生坐標，自然已經(jīng)被他人格化了，而且自然的人化過程也就是自然的文化過程。在自然的深層底蘊里，已經(jīng)溶進了人類歷史、文化、民族風情、民俗等豐富的內(nèi)涵，它變成了一個載體，承載著有形無形的一切。自然形態(tài)與民間文化、人文歷史巧妙地溶為一體，形成民間化的自然，而這種自然總是伴隨著與之相適應(yīng)的文化生成與文化形態(tài)。張承志自然的癡迷，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對與自然溶為一體的質(zhì)樸人性魅力和獨具特色的民間文化的迷戀。從他的《大坂》、《北方的河》、《鋼嘎·哈拉》、《黑駿馬》、《金牧場》、《熱什哈爾》、《心靈史》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所有這些無不是自然與民間的完美組合，自然以它特有的寧靜恬淡美麗對人進行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在自然中活動必然也會給自然潤染上歷史文化的色彩，賦予文化的含義。
艱難困境中生命存在本然與宗教信仰的啟示
在張承志的小說世界里，自始至終統(tǒng)攝著一種對生命的意義價值的體悟，他熱愛生命，尊重生命，崇拜生命，感受生命，體悟生命，憬悟生命，形成了他獨特的生命價值意義觀。他對生命性靈的態(tài)度常常是一一視同仁的。他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讓生命的價值體現(xiàn)在它的存在中，讓生命的意義在歷史的流轉(zhuǎn)傳承中去顯現(xiàn)。
作者在《金牧場》中開頭就寫道：“生命也許是宇宙之間唯一應(yīng)該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誕生和顯示本質(zhì)是一種無比激動人心的過程”，“我崇拜生命”，“我崇拜高尚生命的秘密，我崇拜這生命在降生、成長、戰(zhàn)斗、傷殘、犧牲是迸濺出的鋼花焰火。我崇拜一個活靈靈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陸上飄蕩無定的自由”?！?〕這似乎是他對生命全部感受的集中表達。他把生命視為崇拜對象，說明他已經(jīng)充分認識到生命本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這似乎是張承志對生命感受最集中的表達，他之所以崇尚生命，就在于他對生命有著特別的體悟，對生命的意義價值有著與中不同的認識。人對事物的認識以及對生命價值意義的感受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思維的成熟而逐漸深入的。
張承志之所以比較早地認識到生命價值與意義，完全取決于烏珠穆沁大草原的寬厚遼闊與寂靜和諧為他思考生命的存在與價值意義提供了沃野，是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額吉母親對生命的寬厚仁慈對他的影響。知青經(jīng)歷使張承志對生命觀的深刻認識機緣于他置身了這個祖祖輩輩過著游蕩不定的生活的民族群體之中，蒙古族母親那種寬厚仁慈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這位回族青年，蒙古族人珍愛動物的態(tài)度，啟示了張承志對生命的思考。
他在《黑駿馬》中描寫了蒙古族老奶奶達觀的生命態(tài)度，當一匹冰天雪地里剛剛誕生就失去了母親的黑馬駒突然出現(xiàn)在她的包外的時候，她“連臍帶都顧不上系了，她顫顫巍巍地摟住馬駒，用自己的袖子揩干它的身體，然后把袍子解開，緊緊地把小馬駒摟在懷里。她一下下親著漏在袍襟外面的馬駒的腦門兒……” 〔10〕在這段文字中，蒙古族老奶奶對小馬駒的態(tài)度就像對待剛剛出生的自己的孩子，親昵，憐惜，疼愛，都滲透著一種對性靈的珍愛。在她的心目中，所有的生命都一樣可愛。當索米婭因黃毛希拉的奸污而生下一個像貓一樣大的孩子時，許多牧人都說扔掉吧，而老奶奶卻痛心斥責牧人說：“住嘴！愚蠢的東西！這是一條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歲，從來沒有把一條活著的命扔到野草灘上，不管是牛羊還是貓狗……” 〔11〕生命的存在在老奶奶看來是神圣的，尊重并維護生命的時候，她是那么堅定決絕，從動物到人，都在展示著生命的鮮活性靈，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離不開一切鮮活的各種動物，沒有維護動物生命的意識，就是沒有維護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自己的生命的意識。生命的價值首先在于生命本體的存在，它不需要任何維護理由的申辯。
烏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實際上是在維護生命的存在和源源不斷的生命繁衍和民族風情習(xí)俗文化的傳承。這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種族繁衍意識。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命律動的構(gòu)成，離不開奔騰的駿馬，白云下徜徉的牛羊，剽悍的騎手，圓頂?shù)拿晒虐?，離開了這些存在，生命就喪失了感動的氣韻，生命群體就會漸漸萎縮，種族繁衍就會一天天喪失生氣。在草原牧民的心目中，生命的元素里是由動物與人構(gòu)成的，沒有言語的動物與有言語的人之間的關(guān)系共生共存的，相互依存的，駿馬與牛羊是草原牧民生命的有效保障，而大自然的植物又是動物的生命的保障。為了是草原牧民生活的生生不息，文化風俗繼絕傳承，就必須為動物的駿馬牛羊?qū)ふ业奖容^好的植被環(huán)境，使它們的生命得以維持保障。在蒙古族的歌謠中，對母親和駿馬的歌唱最多，博大遼闊的烏珠穆沁大草原作為母體孕育了一切生命，生命的源與流在這里代代生息繁衍。張承志在內(nèi)蒙古大草原上生活了幾年，深受這種生命牧民集體無意識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當他后來尋找自己本民族源流傳承悲壯歷史的時候，這種生命價值觀自然揮發(fā)了巨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能很滲透地體悟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的生命價值觀與意義觀之上終極價值觀，就在于他對生命的滲透理解與把握。
另外，內(nèi)蒙古烏珠穆沁大草原對張承志的生命價值觀也產(chǎn)生了巨大的啟迪作用。大自然孕育著巨大的生命能量，而且能迸發(fā)出輝煌的震撼力，它自然能夠顯示出自在的活性生命力。大自然能夠滿足人的心情感受，能消解孤獨者的痛苦，能給人以心靈的安慰，帶給作家無窮無盡的想象力。張承志崇拜烏珠穆沁大草原，就在于是它給了作者無窮的想象力，借助文學(xué)的形式，描寫捕捉生命的鮮活性，演繹自己對生命的感悟理解。
作者在小說《金牧場》中的開頭就滿懷深情地描寫了草原上一匹老騍馬痛苦的分娩和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過程。這本來是司空見慣的自然現(xiàn)象，卻在張承志的心靈深處引起了極大的震顫，使他感受到“生命就是希望”，促他體悟到“希望”就是生命的本質(zhì)，在不絕如縷的生命只長河中，卑鄙、庸俗、偽裝都將會難以掩飾，所以他對生命由衷地崇拜。這實際上是對善性生命的高尚心動感覺。
高尚的生命是張承志崇尚的根本出發(fā)點，這也是張承志的生命審美價值觀的認識所在。如《大坂》中那個沐浴在陽光和塵土中精赤小男孩，《北方的河》中的含辛茹苦撫養(yǎng)獨子的老母親，都被作者賦予了生命的意識，生命只有繁衍，才能綿延不絕地延續(xù)，希望才能在鮮活的生命中得以實現(xiàn)。
從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的角度看，人的天性的智力因素有七個類型：音樂智力天賦、語言智力天賦、數(shù)理邏輯智力天賦、空間智力天賦、人際關(guān)系智力天賦、自我認識智力天賦、創(chuàng)造發(fā)明智力天賦，張承志屬于“自我認識智力天賦、語言智力天賦”類，他對生命力的感受、認識、體悟、憬悟，就是與別人不同。張承志有一個女兒，當時女兒出生的時候，他就感到莫名的激動和興奮，“居然是我，居然我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活靈靈生命。”當女兒第一次叫了一聲：“爸爸”表示對他這個生命的創(chuàng)造者的確認時，“他感動得摟緊了這個小小的血肉生命，在這一瞬間，他覺得他完成了一個質(zhì)變”，“生命……他感動地想，也許你才是我留給這世界的真正禮物。也許你才是我盼望得到的證明。也許你才是我沒有失敗的保佑”。〔12〕作者對生命的創(chuàng)造體悟是非同一般的，無論是動物還是人，創(chuàng)造生命就是為了是前代生命體在后代生命體上得到延續(xù)，創(chuàng)造——延續(xù)——創(chuàng)造——延續(xù)，綿延不絕，才演繹著生命的價值，才賦予生命以意義。
中國儒家文化對生命的認識也是很深刻的。把生命的延續(xù)上升到倫理學(xué)角度加以解讀，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就是指人不可斷了血脈，種族不能斷了香火，傳宗接代、薪火相傳的觀念實際上是在倡導(dǎo)生命與文化的綿延不絕。這就是人創(chuàng)造的精神文化、物質(zhì)文化、政治文化組成的一條永遠傳成不死的靈魂線。從帝王將相到平民百姓，都爹特重視繁衍后代，希望后代實現(xiàn)自己沒有實現(xiàn)的愿望，彌補自己的缺陷，超過自己，光耀家族，希望后代通過記祖的方式記住自己懷念自己。我想，從古到今，從中到外，不管人們對血脈傳承有怎樣的想法，認識上有怎樣的不同，但是，把后續(xù)的生命看作是人生的寄托和希望卻是一致的?？梢?，張承志對生命的感受、認識、體悟、憬悟是借助了在內(nèi)蒙古大草原這樣一個機緣才得以實現(xiàn)的，從自然到動物、從動物到人、從一般人到仁慈的母親、從動物創(chuàng)造生命到人創(chuàng)造生命、從他人創(chuàng)造生命到自己創(chuàng)造生命、從自然界創(chuàng)造生命到人類創(chuàng)造生命、從他民族創(chuàng)造生命到本民族創(chuàng)造生命，都蘊涵著這樣一個自然法則：繁衍才會有延續(xù)——延續(xù)才能有傳承——傳承才有希望。
在眾多的藝術(shù)家中，張承志對凡·高這位世界級藝術(shù)大師情有獨鐘，這大抵取決于他們對生命的體悟有著相一致的地方。凡·高是上個世紀荷蘭的藝術(shù)大師，他與張承志生活在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國度。但是，世界上的思想、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似乎能夠穿越時空，飛躍國界，無論是《向日葵》還是《奧維爾風景》、《阿爾景色》，無不浸透著這位孤獨的世界藝術(shù)大師的生命存在本體意識，那種凸現(xiàn)生命的色彩就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訴說著他對生命本體價值意義的感受、體悟、憬悟。掙扎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體、平和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體、壓抑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體，是凡·高繪畫作品中表現(xiàn)的主題。他對生命的無比誠實，對生命自由的追求，對人的寬容、愛護以及憤世嫉俗的生活態(tài)度，與東方中國大地上的這位回族大作家的人生態(tài)度、對生命的體悟有著非常相吻合的地方。另外，在崇尚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也有著一致的地方，他們都把宗教視為人生的支點和生命的歸宿， 他們的精神坐標與價值取向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在這一點上，作為基督教信仰的凡·高，作為伊斯蘭教信仰的張承志，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基于這樣一種思想認識，才加以文學(xué)與藝術(shù)上的比較。
生命常?？偸桥c死亡聯(lián)系纏繞在一起的。拒絕死亡、抗擊死亡，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進一步展示生命的永恒價值。蒙古族牧民歷時四年的千里迢迢，是因為生命受到了惡劣自然條件的侵害與威脅，為了求得長期的生存，必須重新尋找和建立自己的牧場，作者在小說《金牧場》中就描述了這一蒙古族牧人的壯舉；戈壁中墾荒也是為了生命的存在與種族的延續(xù)繁衍生息，作者在《三岔戈壁》中描述了這一生命的壯舉。
而在回族生存繁衍生息的黃土高原的長塬溝壑上，不論是哲合忍耶還是虎夫耶、嘎德忍耶、庫夫忍耶，信仰在每個穆民的心靈里，其位置勝過生命?！豆盘m經(jīng)》是所有信仰伊斯蘭教者經(jīng)典至寶，是至慈的真主降到人世界的最后一部宗教經(jīng)典，穆斯林林把這一個月份，稱之為熱麥丹奈月份俗稱“齋戒月”。《古蘭經(jīng)》是造物主的曉諭之語，涵蓋一切，穆民要按照《古蘭經(jīng)》的要求與穆罕默德圣人的圣行，在世界上生活，參加一切符合伊斯蘭教經(jīng)典要求的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軍事的、文藝的活動，人應(yīng)該要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奉獻給真主，維護真主的正道，捍衛(wèi)真主的聲譽，在必要時，要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張承志的宗教皈依的哲合忍耶門宦，就是用生命實踐著自己人生理想的一個宗教群體，與另外的三大門宦：虎夫耶、嘎德忍耶、庫夫忍耶在捍衛(wèi)伊斯蘭教上遵守上有不同的宗教教理分工。哲合忍耶是為伊斯蘭教敢于流血犧牲的一個門宦，另外三個是伊斯蘭教的隱秘傳道門宦。在中國的這四大門宦，為了崇尚信仰，為了心靈的純潔，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數(shù)百年間與清朝官方權(quán)力體制相抗衡，在殘酷的民族鎮(zhèn)壓和屠殺中用高昂的頭顱和鮮活的熱血澆灌著生命的花朵，用鮮血筑起了一道民族信仰的壯美圣潔之道。
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存經(jīng)歷以及艱苦卓絕的生活方式，使回族形成了獨具魅力的生命觀，回族認為：“犧牲是最美的事情，犧牲之道是進入天堂的唯一道路”（《心靈史》），生命價值的表達方式就是“犧牲”，犧牲是生命價值實現(xiàn)的方式，如同飛蛾撲火一樣，那樣執(zhí)著，那么頑強，令揮舞屠刀的統(tǒng)治者膽寒而懼怕，哲合忍耶門宦教民追求的是瞬間的壯烈之美，而這種美是靠著傷殘的一瞬間才完成的，它生命存在體向往“舍犧牲”的極致。哲合忍耶門宦教民的宗教情結(jié)，經(jīng)常是一種企圖重演歷史的特殊要求。讓世界上的劊子手快來屠殺，我就馬上舉意流盡鮮活的血液。讓客觀快快變成利刀斫斧，幫助我讓頭顱落下——這種情緒一經(jīng)西北豪放的性格的烘托，便變成了一種恐怖的和美麗的精神。穆斯林回回民族的生命是屬于造物主的，追求“舍犧牲”是為了捍衛(wèi)真主的神圣宗教真理，這是一種獨特的生命價值取向，它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人世間世俗對生命意義的理解。重壓下的反抗不只是為了生命的存在，而是為了體現(xiàn)生命存在的意義，這樣的生命怎么不令張承志陶醉呢？于是他贊美生命的崇高偉大。
在張承志的文學(xué)作品里，常常見到的是關(guān)于人性、人道、人情的贊美和呼喚，我想這與他崇尚生命的存在，尊重生命的存在，崇尚生命的骨氣是分不開的。體現(xiàn)于人的生命中肉體里血勇之氣，體現(xiàn)于筋脈里的骨勇之氣，滲透在骨髓里的剛勇之氣，滲透在生命精神里神勇之氣，是張承志作品中詮釋回回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的全部內(nèi)涵，也是區(qū)別于他民族與獸行的本質(zhì)所在。
注釋：
〔1〕張承志《荒蕪英雄路》58頁，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2〕張承志散文集《綠風土》130頁。
〔3〕〕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10頁。
〔4〕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08頁。
〔5〕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78頁。
〔6〕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11頁。
〔7〕張承志小說集《回民的黃土高原》第240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張承志《荒蕪英雄路》209頁，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9〕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43頁。
〔10〕張承志小說集《老橋》第62頁。
〔11〕張承志小說集《老橋》第98頁。
〔12〕張承志《金牧場》，載《昆侖》1987年2期第16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