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元康的心靈宅院

            ——《回族人家》深處的故事

    人物小傳  元康，1945年生，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做過編輯和記者，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學。年輕時有過兩年的援藏經歷，著有報告文學集《藏北燭光》、《奸梟末日》等。2003年，完成心血之作《回族人家》，自稱“穆斯林文人”。

     2006年的某一個主麻天，北京八里莊的王鄉(xiāng)老在阿訇的辦公桌上偶然看到一部書稿：A4紙打印裝訂，半尺厚，簡陋粗糙。

    “這是什么書？”素愛舞文弄墨的王鄉(xiāng)老眼睛一亮。阿訇說，那是一個北京人寫的、一本原汁原味反映北京回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叫《回族人家》。

    書是專門送過來請阿訇審讀的。當然，那時候它還不能叫書。

    王鄉(xiāng)老順手拿起來，開始讀。這一讀就是整整一個下午。最后他顯然有點放不下了，一拍腿對阿訇說：“得，您先緩緩，這書無論如何先借我，讀完立馬給您送回來！”

    接下來的兩天，王鄉(xiāng)老幾乎什么也沒干，坐著站著躺著，眼不離書，一口氣讀完了?？吹妙i酸眼澀，還有心疼，竟流了不少淚。

    在王鄉(xiāng)老的眼里，這本書寫得太真了，分明就是京城回回生活的一個萬花筒。讀完書，他開始隱約感覺到這本書誕生背后的艱辛和磨難了，他覺得自己一定得見見作者。作者就是元康。

    這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有關《回族人家》的無數故事之中的一個細節(jié)。

    如今王鄉(xiāng)老跟元康已經很熟絡，倆人時不時碰碰面。盡管如此，每次說起《回族人家》和元康的事兒，王鄉(xiāng)老還是常常眼窩發(fā)紅。他總說，這本書出得不容易，而寫書的這個人比書還不容易！

    2009年春節(jié)過后的一天，這位王鄉(xiāng)老帶著記者走進了元康的家，一個隱沒在北外家屬院深處的回族人家。

    《回族人家》：都市回回的精神流徙記錄

     閱讀圈里流傳著這樣的傳聞：

     有一家三口，一本《回族人家》同時夾上三枚書簽，輪流傳閱；

     某清真寺的凈水房里，兩位鄉(xiāng)老為《回族人家》里面的人物爭得面紅耳赤；

     有讀者把《回族人家》一個字一個字敲到網上，還有網友從網上下載了三百多頁的電子版，全文打印出來閱讀……

    元康沒有想到，《回族人家》會這么“有人緣”，更沒有想到居然可以一版再版直到最后第三次印刷。在元康家狹窄的小陽臺上，高高摞著幾堆牛皮紙包好的書樣。幾次印刷都是作者元康自個兒掏腰包，三兩個回合印了幾千冊，多數都是免費送了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有。

    假如沒有2003年春天的那一場“非典”，或許上面的這一切都要更遲一些發(fā)生。鬧“非典”的日子里，學校停課了，家門也不能出了，元康覺得實現那個潛藏心底多年的舉意的口喚到了，于是便把自己關在家里，一門心思寫起來。

    動筆之前，他慎重地換了一個大凈，去寺里禮了拜，完全按照穆斯林的方式，虔誠地做了杜瓦宜：“安拉呀，祈求你賜予我智慧和力量，承領我的舉意，讓我順利地寫完這本書，不要因心臟病突發(fā)半途而廢……”

    日后的每一個主麻天，元康同樣都要到寺里去做禮拜，做同樣的求祈。

    按理說，這本來是一個穆斯林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行為。但或許就是這樣一個細節(jié)，決定了一個寫作者靈魂的朝向，決定了一部作品的立場與品質。畢竟，這個時代里回族作家多如牛毛，沒有人要求他們必須這樣做；又有多少回族或者穆斯林寫作者能夠堅持這樣做？不知道。

     元康把這本書的寫作看成一種使命。年屆花甲，身患疾病，即便如此，最多的時候每天能寫七八千字，坐在電腦前，就開始不停地敲……“寫作時我感到很開心，像在馬背上奔馳，一寫就剎不住了。”他說，只要一坐在電腦前，思維就異常活躍，塵封在記憶中大半生的人和事，都被瞬間激活了，以前寫東西從來沒有這么順利過。“這是真主給我的援助，我深信不疑。”

    早些年里，元康寫過不少東西，可一想到寫長篇，還是覺得有點兒不太靠譜。宏大的結構、復雜的情節(jié)、眾多的人物……自己能駕馭得了嗎？可老先生自有他的法子，不是愛好書法嗎，索性把構思中的人物用毛筆寫成一個個“人物小傳”，用不同的紙，一個一個貼在墻壁上，就構成了一個人物表、一個關系網。米紹隸什么時候出生，跟妹妹差幾歲，佩東哪一年下崗，又是啥時候開始做生意，誰幫了他……人物和情節(jié)，一目了然。

    小說里的人和事，大都可以找出原型。元康就是跟墻上貼著的這些“人”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有時甚至分不清是小說中的人物還是自己的親人。“走在路上還惦記著米紹元拆房的事，想著想著就哭了，這不是夸張，真的，真是這樣的。”元康對記者說。

   “我不同意他寫！”采訪中，元康的老伴不時走過來對記者表達她的意見，“他這個人愛較真，一寫整個人就扎進去了，生物鐘全亂套了，有時突然想起來什么就半夜兩三點爬起來打開電腦。我攔不住他，可是他有心臟病，扛不起這么折騰??！”

    說起老伴，元康心里也不好受。他寫東西需要安靜，小家不大，老伴都沒法看電視——這還是小事，最讓他痛苦和愧疚的是，那陣子沒有課，正是老兩口經濟上最為拮據的時期。早在1998年，個性耿直的元康因為一句真話，得罪了領導，從骨干變成了待崗人員。“當時我53歲，到處找工作，誰要50歲的人呢？賣苦力咱不行，打小身體就弱。當時出門就怕有人問‘上班去呀’，我只好支吾著，心想我到哪上班去呀？”他到私企打過工，幫人寫廣告，在報社當臨時工，后來在老同事的幫助下，在北外國際交流學院做外聘教師，算是有了個相對穩(wěn)定些的工作，同時還給北外老干部處幫忙，每月給幾百元勞務費。單位過節(jié)時發(fā)了一些補助，可是領到手的錢揣在兜里還沒捂熱，老先生突然發(fā)病，去醫(yī)院掛急診，錢全花光還不夠……用元康自己的話說，那時他真是身無分文，書也不敢買了。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在60歲退休時領不到退休金，那樣的話生活就徹底沒有指望了。

    就是在這種境況下，四個多月時間里，元康邊寫邊改，邊請別人提意見，終于把《回族人家》的初稿完成了。

    知感真主，2005年11月，元康終于領到了退休金，雖然比別人少許多，但總算是退休了。他也可以寫更多的東西，為教門做更多的事了。

    “我有時候也想，假如我當年在仕途上一路攀升，現在工資不低，日子也一定不會差。但我也會失去很多，起碼不會有這么多的感悟。假如我得的是腦癱呀半身不遂什么的，那該多犯難……現在只要心臟病不犯，我就跟好人一樣。”說到這里，元康像一個孩子得到了禮物般快樂地笑起來，鬢發(fā)花白的額角也仿佛泛著幸福的光澤，“所以我們應該信前定，一切都是真主安排好的。”

    談及《回族人家》的生活基礎和創(chuàng)作初衷，元康并沒有正面解釋，而是以另一個話題做了含蓄的回答：

    我是土生土長的北京回回，缺乏農村回民社區(qū)的參照。但就都市回族社區(qū)來看，我生活多年的這個社區(qū)相對比較典型，但社區(qū)成員之間已經沒有多少信仰（精神）紐帶作用了，實際上更像一個徒有虛名的空殼。前些時候我去呼和浩特，看到那里的穆斯林社區(qū)，感到很震驚，他們彼此的精神紐帶感很明顯、很強烈，幾乎人人都在為穆斯林哲麻體辦實事。但在北京這樣的城市社區(qū)里，回族內部魚龍混雜的現象非常明顯，一些“回奸”幾乎以職業(yè)的形式存在……這種內部的消耗和破壞勝于外部。

    其次，回民子弟最初的信仰啟蒙無疑來自家庭，最起碼的飲食觀、民族認同感都是靠家庭給的。可當圍寺而居的居住格局被打破之后，“民族團結”正在演變成民族融合，家庭的信仰傳統(tǒng)也在受到沖擊，信仰對孩子不再是必修課，而是洪水猛獸，這可能是都市回族面臨的最嚴峻的課題。比如傳統(tǒng)社區(qū)的拆遷改造問題，對于回族人最大的負面作用就是回遷的經濟壓力造成社區(qū)回漢比例嚴重失衡，隨之而來的是同化的趨勢越來越強大，管理部門敷衍縱容，譬如清真飲食業(yè)的老板、廚師、服務員……究竟有多少是穆斯林？一連鎖，給了錢就隨便開，沒有人來管。再一個傷害就是文化氛圍的喪失：不僅回族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文化喪失了有效的載體，包括古都名城的地域文化、歷史文化也不能幸免。

    信仰語文：信仰是寫作的筋骨

    元康的一生，疊印著一個都市回回的生命蛻化、信仰嬗變的痕跡。

    他出生在北京城南的一個回族人家，從小的印象中，祖父和父親好像就從沒做過禮拜，也很少去清真寺。他小時侯也沒進過清真寺學經，祖父去世后家里請門頭師傅來念經，他就去跪經。和眾多東部都市的回民一樣，從小學到中學，他接受的都是唯物論教育。入團時，還被叫到團區(qū)委去談話，問他是否有宗教信仰。

    “我覺得很奇怪，我從小學就加入了少先隊，現在是要求加入共青團的進步青年，怎么會去信仰宗教呢？于是我堅定地回答：我信仰馬列主義，不信仰宗教！”這樣元康順利地加入了共青團。

    1974年，經外交部選拔，元康與另外兩位戰(zhàn)友被派往西藏那曲支教。“那時候在鄉(xiāng)下牧區(qū)，語言不通，怎么辦？跟藏民借個壺就畫個壺，借個桶就畫個桶，吃酥油茶，吃糠粑，住露天帳篷，邊吃飯邊落雪花。”有幾次去拉薩，偶然看到被破壞的清真寺，一些身穿藏袍的婦女仍然在里面忙活。后來他才知道，那就是所謂的藏族穆斯林，俗稱“藏回”。這樣的景事喚醒了他對民族最初的樸素感情。

    在邊疆下放時，元康還沒有任何信仰啟蒙，抽煙喝酒是再自然不過的生活習慣。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他在工作中接觸了西北的一位回族干部，才對伊斯蘭教有了一些認識，后來知道喝酒是大罪，就立刻戒了，戒得非常徹底。煙早就不吸了，因為怕得癌。

    何鳳山的出現，成為元康信仰轉折的契機。

    1996年開始，他經常去何老師家聽課，學習認主學，學習洗大小凈，學念“索勒”（古蘭經短章）。“第一次進清真寺我也很發(fā)憷，自己什么都不會別人不笑話嗎？可當你邁進清真寺的門檻后，你就會感到有一種再也舍不掉的歸屬感。”元康還告訴記者，他把自己的這些感受都寫進了《回族人家》，男二號米紹珩這個人物，就有自己的影子。知識分子走進教門的開始一步是很困難的，他總是不斷地質疑自己：

     真主是確實存在的嗎？

    天仙每天都跟著你嗎？

    世上那么多人，得有多少天仙？

……

    在有教門的人看來，這些問題確實很幼稚，但它們的確曾經是困擾他思想的障礙。元康認為，勸一個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信教，一般比較容易；但要勸一個知識層次比較高的人入教，往往難得多。米紹珩就是經歷了幾次反復后才堅定了信仰的。而一旦有了信仰，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自覺。

    有一天，元康聽著何老師講課，突然萌發(fā)出一個想法：我能來這里聽課，可是還有那么多的人沒辦法來這里聽課，這樣下去宣教的受眾面總是有限的。曾從事過多年編輯工作的元康馬上意識到，宣教一旦能夠借助媒介，就會成倍地增加效力。——如果寫一部小說，用文學的形式反映教門，讀的人肯定會更多。

    這就是《回族人家》最初的萌芽。

    直到今天，元康還在為教門寫作。他不光接著寫小說、寫雜文，還自編、自撰、自印創(chuàng)辦了一份叫做《回春》的民報，已經辦了四五期。自己一個人出去跑采訪，一個人編輯，一個人跑印刷，最后又一個人一份份送出去，而且全部自費。“過去一個月三百塊錢，不也挺過來了嗎？現在有點兒錢，就更應該為教門做事。”

    話題轉到信仰寫作，元康對《關注》首倡的“信仰語文”這一概念頗多同慨：“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新概念。其實信仰文學的傳統(tǒng)自古就有，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這樣一個概念，但在各種信仰之下，大量優(yōu)秀的作品發(fā)揮著它們的價值。”他認為，今天中國的文學缺乏的正是信仰的筋骨，而回回民族、穆斯林群體的信仰更缺乏文學的表達。信仰文學在世俗的視野中，也許是邊緣化的；但在價值的層面上，卻應該成為旗幟。

    元康的理解是：信仰寫作——為信仰寫作、以信仰寫作，它要求寫作者首先必須具備信仰。而信仰的最低標準是：氣節(jié)。既然是信仰寫作，就不能明哲保身、趨炎附勢，就不能做墻頭草、兩面派。有時候，為了成為主流隊伍中的一員，就必須得按照他們的格式去寫作、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事，這就勢必污染信仰寫作的純潔舉意。

    “穆斯林文人”：文人更須有行

    《回族人家》的命運，和它的作者一樣，一生三起三落，幾經沉浮。

     哪個作者不希望心血之作可以面世，接受更多讀者的檢閱？可是對于一個出身民間、選擇了民間立場、又為民間而寫的業(yè)余寫作者，出版談何容易！元康帶著厚厚的書稿，跑了幾家出版社，最后都碰了壁。一家出版社倒是很感興趣，說寫成這樣不容易，基礎很好……可最后還是無果而終。

    2004年，《高原》開始連載這部小說，讀者好評如潮?？僧吘箍锏某霭嬷芷谔L，一位年邁的鄉(xiāng)老焦急地說：“您這兒再不印出來，我們這輩人就甭指望看到結尾了！”

    有人建議元康，不如先設法弄個書號印出來，看看反映如何。元康覺得有道理，就通過天馬圖書公司印了不到兩千冊，在清真寺內部傳閱。

    可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善良舉意的后面，還要背負接踵而至的毀謗和暗箭。只是因為作者秉筆直書，忠實地記錄了胡同回回的歷史變遷與眾生百態(tài)，辛辣的筆觸揭露了族內一些丑惡現象，便有人對作者百般刁難、橫加誣陷了。

    對此，元康問心無愧：“一個人對母族最深的愛就是批判她的不足，高喊愛國口號的不一定就真是愛國的。”他認為，批判意識實際上是一個作家血性、責任和道義的體現。面對劣根和不足，一定要敢于表現，敢于揭露。都市回族眾生百態(tài)，丑陋的現象是真實的存在，絕不是戴著白帽就是我們的兄弟。——這一點無須避諱。

    正因為如此，他在《回族人家》里勇敢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敗類；也是因為如此，這部書稿后來才經歷了那么多磨難。元康說他在書中批判的那些反面人物都是信仰的背離者，這種批判實際上正是在頌揚信仰的堅守者，所以他覺得他講了真話，寫了真事。對于《穆斯林的葬禮》，他認為那部作品贊美了偉大的愛情，卻把唯一的傳統(tǒng)信仰代表人物韓太太塑造成一個陰暗角色，根本方向發(fā)生了顛倒錯位，所以他不認同。

    探尋《回族人家》深處的故事，走進“穆斯林文人”元康的心靈宅院，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信仰寫作者的樸素情懷：“‘穆斯林文人’這個稱謂，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更是一種鞭策和警示：做一名穆斯林文人，首先你得有信仰，你得堅守五功，品質要虔誠，要有敬畏心。你怕丟工作，怕丟官，做下了那么多虧折事，你就不怕真主懲罰你么？堅持信仰，哪怕接受許多磨難，比如這本書，你們不給出，我就自己來出。其次，我覺得為人要寬容，要尊重別人，包括地位比你低的人。我做教師的時候，學校的伙房師傅、木工、水工對我都特別親切，我對他們也都是相當尊重，不能因為自己是教員，就瞧不起后勤人員，需要幫的忙一定要幫一把……”

    古有“文人無行”一說，今天這四個字似乎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標準。但喜歡自稱“穆斯林文人”的元康卻始終堅持著這樣的信念：“文人更應該有品行，誠信，厚道，淡泊，不嘩眾取寵。還是那句話：活著，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兒，就該知恩，就得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