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經堂教育，舉辦新式教育

王寬(1848年～1919年)，字浩然，經名阿卜杜·拉赫曼，回族，北京豐臺人，出身于經學世家。從青年時代起，王寬就開始出任各地清真寺教長，從事各種講學活動，傳播伊斯蘭教知識。1906年，王寬到麥加朝覲，其后又到埃及、土耳其等地對當地伊斯蘭教進行實地考察，并受到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禮遇。第二年王寬回國時，帶回了蘇丹贈送的經書千余卷，并邀請了土耳其經學專家哈夫蘇·哈桑和阿里·里達一同來華，向中國的伊斯蘭教經師傳授《古蘭經》誦讀學及誦讀方法。

王寬生活的時代，回族中普遍實行的是經堂教育制度。所謂經堂教育，又稱“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學”，是中國伊斯蘭教一種私塾式宗教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在清真寺內進行，由阿訇招收若干名學員（稱作“海里凡”或“滿拉”），傳習伊斯蘭教的各種經典和功課，用以培養(yǎng)適應中國穆斯林社會生活需要的宗教人才。作為回族社會中自發(fā)的民間教育活動，經堂教育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熟悉伊斯蘭教經典、教義的回族宗教人才。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經堂教育的局限性也逐漸表現(xiàn)出來，如組織結構松散，教學時間很長但效果卻有限，培養(yǎng)出來的學員雖然可以流暢地誦讀經文，但在吐字發(fā)音等細微處與阿拉伯人相差甚遠，一般人雖能應付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但缺乏對《古蘭經》、“圣訓”及伊斯蘭教義、教律的深入、系統(tǒng)研究。

辛亥革命前夕，“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在知識分子中十分盛行。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出于愛國愛教的考慮，王寬認識到發(fā)展民族宗教教育必須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于是他下決心從興辦教育入手，積極主張改革經堂教育陳舊的內容和方法，倡導舉辦經學與漢學并舉的新式宗教學校，以期達到振興宗教，普及文化教育的目的。

1907年，王寬在北京牛街清真寺中創(chuàng)辦了新式的清真師范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伊斯蘭教學府。在辦學過程中，王寬大膽地進行教學改革，改變了傳統(tǒng)的“禮拜寺附設之經學，教學方法陳舊迂拙，事繁效鮮與學塾”等落后狀況。除了繼續(xù)開設原本就有的經堂大學的課程之外，新式學堂增設了讀經法、作文、會話等阿文課和國文課。課程設置既有經學，又有漢學；既有伊斯蘭教課程，又有其他科學文化課題，目的是為了使新式學堂里走出來的伊斯蘭教教務人員具有適應時代潮流的能力。1908年，王寬又在牛街禮拜寺的后院創(chuàng)辦了清真寺兩等（初等與高等）小學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專門為穆斯林子弟所設立的伊斯蘭小學。清真寺小學建立后受到了廣大穆斯林的普遍歡迎，他們給學校贈送了一塊匾,題為“敬教勸學”，以表彰和鼓勵王寬的辦學行為。由于教育經費的籌措十分困難，為了辦學王寬經常典當自己的房屋和衣物。當鋪老板得知王寬典當物品是為了給教師發(fā)工資后，經常不收取費用或“雖微物可質多金”。王寬所創(chuàng)辦的清真寺兩等小學堂被稱為“北京新式學校的搖籃”。北京的回族雖然大多居住在牛街附近，但也有不少穆斯林散居在北京城郊各地，為了便于回族子弟入學，普及穆斯林子女的教育，在王寬的倡導下,北京城郊其他各區(qū)的一些清真寺也紛紛興辦清真寺小學。王寬就把設在牛街清真寺的學堂改為清真寺第一兩等學堂，又創(chuàng)辦了第二(三里河清真寺)、第三(花市清真寺)、第四(教子胡同清真寺)、第五(馬甸清真寺)兩等學堂等，解決了居住分散的回民子弟就近入學問題，受到了其他各城區(qū)穆斯林的普遍歡迎。

在王寬的影響下，全國各地紛紛創(chuàng)辦新式伊斯蘭教學堂。據統(tǒng)計,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全國的中等伊斯蘭教學堂達到八九所,小學堂多達六七百所。上世紀20年代以后，全國各地回族分布較多的地方興辦的各種普通小學有四五百所，普通中學和師范專科學校有二三十所。其中師范學校除了傳授傳統(tǒng)的經堂教育課程外，還增加了普通教育的學習內容，并且選派了一批留學埃及的學生，培養(yǎng)了龐士謙、馬堅、納忠、劉麟瑞、張秉鐸、馬宏毅等著名的阿訇和教授。

擁護共和，促進回漢和睦

王寬愛國愛教，追求民主進步，接受共和思想。民國建立伊始，陜西前線統(tǒng)帥升允反對共和，負隅西北，詭言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人情，且有害于回民經典，鼓動甘新地區(qū)清軍將領出兵勤王。受其指使，陜甘提督馬安良率軍進逼咸陽，西北形勢陡然緊張。民國政府輾轉托人請王寬設法勸說馬安良歸附民國，王寬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從北京發(fā)去電報，勸阻同是回族的馬安良停止進軍。電文中說：“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無妨教典。弟以依瑪尼為證，誓諸真宰：共和政體，決無妨害吾教，請勿中奸人謠言之詭計……兄執(zhí)西北軍機牛耳，處此潮流激蕩、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勛、民族英雄、宗教偉人，只一反掌耳。時機難再，幸勿失之！”馬安良接到電文后，即令部隊撤退，陜西之危遂解。不久，西北諸軍閥紛紛通電贊成共和。王寬保護共和的功績受到世人稱贊和矚目，他本人也受到孫中山的敬重。

為了喚起廣大回族同胞，響應辛亥革命，王寬和很多回族愛國分子在花市清真寺同宋教仁、蔡元培舉行秘密會議，表示支持孫中山，維護共和，共同振興中華，同時揭露袁世凱的分裂和倒退陰謀。1912年7月7日，王寬和馬鄰翼等回族上層人士在花市清真寺成立中國回教俱進會（后將會址遷到了西單清真寺），馬鄰翼為會長，王寬為副會長。這是中國穆斯林第一個全國性宗教團體，其宗旨是“興教育，固團體，回漢親睦”。王寬為推進民族團結與和睦，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他在《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通告》中說：“漢、滿、蒙、藏，譬猶兄弟，操戈同室，貽笑外人?？傄讼嘤H相近，且勿疑忌疑猜。余各處演說，皆以此言反復言之。實不愿釀兄弟鬩墻之禍，而妨礙閭里之安寧也。”各地回族紛紛響應，相繼成立分會，并開展了許多促進回漢和睦的活動。

1912年8月，孫中山和黃興兩位民主革命的領導人來到北京。王寬與俱進會的主要領導人在東珠市口大街織云會所禮堂召開了隆重的歡迎大會。兩人“一見投契”，孫中山“知阿訇（指王寬）為人忠統(tǒng)，聲聞遠被，故取以大事委之”。1915年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軍政府并致函中國回教俱進會反對袁世凱復辟。1917年孫中山致函王寬，要他聯(lián)合西北穆斯林參加“護法運動”，王寬予以積極響應，并編寫《回文白話報》向西北各省及新疆穆斯林宣傳共和，號召全體穆斯林參加革命運動。同時致電西北的一些實力派人物，動員他們配合廣東北伐軍統(tǒng)一全國，走向民主共和。王寬還派了他的學生孫繩武抵達廣州追隨孫中山，并參加護法運動。孫中山因此與王寬結下深厚的友誼，王寬也成為最受中山先生賞識的一位回族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