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化龍（1810～1871），清朝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反清抗暴斗爭主要領導人。曾用名馬朝清，經(jīng)名拖必爾亭倆，道號賽義德•束海達依（意為殉道者的領袖）。寧夏金積堡（今寧夏吳忠金積鎮(zhèn)）人。出身于一個伊斯蘭教世家，祖父馬達天和父親馬以德是哲赫忍耶門宦第三、和四代教主。自幼因清廷查禁哲派“新教”，教門和家庭屢遭變故，處境艱險，生活困苦，而他仍然堅持師從伏羌（今甘肅甘谷縣）南關馬二阿訇（人稱“關里爺”）和山東“金爺”攻讀阿文經(jīng)典。由于他聰明好學，有悟性，學業(yè)進步很快，深受教內長輩的青睞。馬化龍完成學業(yè)后，父親馬以德以教主的身份親自為他“穿衣”（畢業(yè)典禮授阿訇教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馬化龍正式繼承哲派第五代教主。

　　馬化龍通經(jīng)尚武，多機巧，善口辯，“有智權謀”，并“納捐武職”在身，加之教主特權和源源不斷的宗教收入，以及兒子馬耀邦經(jīng)商有方等原因，使馬家很快“富甲一方”，“遠近回民皆悅服”，并受到他的保護和恩惠，故“人以為有郭解、杜季良之遺風”，被廣大穆民稱為“大善人”，擁戴他為領袖，把振興哲派教門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清咸豐間，在列強侵略和人民反清浪潮的打擊下，清廷捉襟見時，窮于應付，官方對于西北伊斯蘭教新教的控制日益放松，對地處邊遠地區(qū)的金積堡彈丸小堡更是鞭長莫及，這給馬化龍復興教門帶來了良機。同時，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之際，當廣大穆斯林人民拿起武器進行反壓迫和爭取自存權利斗爭開展起來之時，他必然也被推到了領導穆民戰(zhàn)斗的最前鋒。

　　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和四川農民軍蘭大順等部進軍陜西，適逢謂南發(fā)生回漢糾紛，“地方官偏袒漢民……漢民復恃眾欺凌，不知回性桀驁，憶萬同心。日積月長，仇恨滋深。”這種仇恨終于導致在任武等人的領導下，揭開了清代西北第三次回民抗清斗爭序幕。同年八月，寧夏平遠所（今同心縣預望鄉(xiāng)）清軍把總馬兆元（回族），首先響應陜西回民的斗爭。接著，馬化龍也在金積堡領導寧夏靈州、府城和平羅各堡回民同時舉旗反清，于十月二十四五兩日，一舉奪取寧夏府城（今寧夏銀川）和靈州城（今寧夏靈武）。至此，寧夏各縣堡回民大多揭竿而起，反清烈火在大河兩岸和六盤山地區(qū)形成燎原之勢。馬化龍以總大阿訇、大教主和“統(tǒng)理寧郡西河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的身份自居，坐鎮(zhèn)金積堡，委官頒印，全面指揮寧夏各地回民軍與清軍的斗爭。這時，新任陜甘總督楊岳斌不得不向朝廷呼救，他說：“現(xiàn)在河狄之賊擾于南，平固之賊擾于東，寧靈之賊擾于北，涼肅之賊擾于西，幾于剿不勝剿，防不勝防。臣若株守省垣，則饑軍終虞坐困，若出省剿辦則根本時虞動搖。外察賊勢，內度兵力，實屬不敷分撥。”清廷這時才感到陜甘事態(tài)的嚴重性，便急忙把正在揚州前線指揮與太平軍作戰(zhàn)的西安將軍都興阿調回，任命他為陜甘總督、暫兼督辦甘肅軍務，令都興阿指揮直隸、山西、山東等省援兵從東北路定邊、花馬池進逼平羅縣和寧夏府城；命固原提督雷正綰，指揮甘肅提督陶茂林和河州鎮(zhèn)總兵官曹克忠各部，從南部收復平?jīng)觥⒐淘?，一路向金積堡攻進。不久，又增派湖北荊州將軍穆圖善為幫辦甘肅軍務，督帶馬步兩軍，與都興阿會合，以壯大東北路大軍。同時，又命阿拉善旗親王貢桑珠爾默特，親率蒙古騎兵開赴寧夏參戰(zhàn)，支援官軍的清剿戰(zhàn)役。四年（1865年）五月，清軍北、南兩路大軍遙相呼應，形成對寧夏府和金靈地區(qū)夾擊的態(tài)勢。但是，馬化龍并沒有被強大官軍所嚇倒，經(jīng)強家沙窩一戰(zhàn)，大敗南路清軍，東北路清軍在南路敗勢的影響下，軍心不穩(wěn)，兵無斗志，“府城久攻不下”。清廷大為震怒，免了都興阿的職，以新任寧夏將軍穆圖善，接任督辦甘肅軍務。清軍對寧夏的第一次清剿被徹底粉碎。

　　五年初，馬化龍在大勝之后，主動把寧夏府城、靈州城和道、府、州大印一起退還官方，并向清軍捐納銀糧，還把自己的名子改為“馬朝清”，以示忠于清廷，永不再反。而新任寧夏將軍穆圖善也無志戰(zhàn)斗，也借此極力主撫，于是寧夏撫局告成。馬化龍心里明白，朝廷的招撫不過是騙局，因為當時“大軍方萃力攻平?jīng)觯瑒蓦y兼顧，姑許投誠，以事羈縻”，完全是權宜之計。這給回軍爭取到了休整、補充和修筑堡寨的寶貴時間。果然，就在寧夏撫局辦成之后月余，清廷就把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湘軍大將左宗棠從海防前線閩浙總督調到西北擔任陜甘總督、督辦甘肅軍務、欽差大臣，并調動湘楚等各省援軍，策劃對西北回族人民進行大規(guī)模軍事鎮(zhèn)壓。左宗棠決定分三路大軍西征：南路由秦川、鞏昌，進取河州；北路由綏遠、花馬池，進取靈寧；自統(tǒng)老營由平?jīng)鲞M駐省城蘭州居中指揮。因為陜甘各地回軍皆以寧夏馬化龍為“向背”，金積堡實際上是西北各路回民大軍的神經(jīng)中樞，所以左宗棠決定先集中主力剿辦北路的寧夏。對寧夏的軍事行動也兵分三路：以湘軍大將、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為主力，由定邊、花馬池直指金靈；以固原提督雷正綰和川軍提督黃鼎為中路，從固原、鎮(zhèn)原北上；以署寧夏將軍金順、豫軍提督張曜為北路，專辦河西府城一帶。三軍戰(zhàn)役目標鎖定金積堡。在清軍新攻勢的壓力下，陜西回軍“十八大營”紛紛退往寧夏地區(qū)，與馬化龍領導的寧夏回軍并肩迎接新的戰(zhàn)斗。八年（1869年）夏，劉松山率老湘軍進逼靈州地區(qū)，所到之處，對回族軍民實施大屠殺，并派軍隊和強迫漢民搶收回民的莊稼。對于湘軍這些野蠻的行為，就連督辦甘肅軍務的穆圖善和綏遠城副都統(tǒng)定安等高級滿員都感到做得過頭，擔心會引起更加嚴重的后果，因而急忙分別上疏，指控劉松山的湘軍在金靈地方“不分良莠，肆行殺戮，以致降回疑懼，陷城掠糧”，“激其走險，恐難收拾。”寧夏撫局終被打破，馬化龍被迫再次領導廣大回民進行自衛(wèi)反擊。馬化龍從金積堡保衛(wèi)戰(zhàn)的戰(zhàn)略上考慮，再次占領靈州城，并派陜西回軍馬彥虎、李正榮等部南下攻打固原州城，以牽制清軍的行動，并邀陜西回軍白彥虎、馬生彥等部駐守金積堡一帶，準備與清軍展開金積堡決戰(zhàn)。不到一個月時間，清軍劉松山、雷正綰、周蘭亭、簡敬臨、張福齊等各路大軍均已進逼金靈地區(qū)；金順、張曜也控制了河西地區(qū)，第二次形成對金積堡夾擊的態(tài)勢。但是，廣大穆斯林為了保衛(wèi)回軍大本營，保衛(wèi)自己的家園，在金積堡保衛(wèi)戰(zhàn)中，人無分男女，年無分老幼，教無分老新，全民動員，堡寨為戰(zhàn)，村戶為戰(zhàn)，人自為戰(zhàn)。經(jīng)過不到二個月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就于次年正月十四日，把清軍寧夏戰(zhàn)場的最高指揮官劉松山擊斃于陣前，打退了清軍的攻勢，取得了金積堡保衛(wèi)戰(zhàn)的首戰(zhàn)大捷。左宗棠又保薦由劉松山侄兒劉錦棠接統(tǒng)湘軍，負責全權指揮寧夏戰(zhàn)場。劉錦棠為報家仇，對金靈回民進行了更加殘酷的鎮(zhèn)壓和瘋狂的屠殺。但是，在回軍的堅決抵抗下，清軍進攻接連受挫，軍事上沒有更大進展，至使清廷氣急敗壞地給左宗棠以“降三級留任的處分”，指責他“統(tǒng)厚兵、授重權，每年耗銀八百萬兩，時至今日，連區(qū)區(qū)金積堡一偶之地亦久攻不下。照此下去，竭盡東南數(shù)省之脂膏，年復一年耗此鉅帑，豈能日久支持。”還要他“捫心自問，實負朝廷重托。”左宗棠不顧一切，嚴令清軍限期拿下金積堡。九年十月初，清軍艱難的攻下金積堡周圍大小堡寨一百多處，完成了對金積堡的四面合圍。數(shù)萬清軍所圍攻的金積堡城，周長僅九里余，城墻壁長四丈，厚約三丈許，四周環(huán)濠，堡中有堡，名叫：“保生堡”，是馬化龍的指揮部。此時，陜西回軍或南下河州，或投降清軍，堡城內的回軍人數(shù)有限，老弱傷病和婦乳居多，而且被圍困日久，糧草斷絕，“人皆以樹皮、草根雜以牛皮、死尸為食”，但仍然拆毀房屋，以“木石紛投，間以火球（用亂麻雜草為球浸以油），以至頃倒熱湯、麥粥和鍋碗盆缸、箱柜桌凳等，甚至以死尸投擊”，視死如歸的慘烈之狀人間希見。為了挽救堡內同胞的生命，馬化龍于十月十一日，自縛只身到劉錦棠大營請降，“懇求曲宥族眾”，愿“以一人之身抵罪”。左宗棠立即密陳朝廷，認為“馬化龍稔惡三世，從寬必滋后患”，應“立殺無赦”。朝廷也認為：“該逆狼子野心，屢降屢叛，此次如有乞降情事，恐系緩兵潰圍之計”，不能“墮賊詭謀，致貽后患”。
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1871年3月3日），劉錦棠將馬化龍父子親屬二十二人凌遲處死于吳忠堡北門外四旗梁子地方，哲派后人為了紀念馬化龍，稱他為“十三太爺”。同時被殺害的還有馬化龍親族18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