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認為，突尼斯和埃及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深刻社會變化，發(fā)動抗議運動的主要是后伊斯蘭主義的一代。他們并不把伊斯蘭視為一種能夠建立更好秩序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最近30年來阿拉伯世界的重新伊斯蘭化并不等同于政治激進化。

　　法國《世界報》網(wǎng)站2月12日文章：后伊斯蘭主義革命

　　歐洲透過30多年前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舊柵欄打量埃及的人民起義。因此，歐洲預料北非將發(fā)生伊斯蘭主義運動，穆斯林兄弟會或類似的地區(qū)組織，將入主政府或者將準備奪權。但穆斯林兄弟會的慎重和實用主義令人吃驚和不安：伊斯蘭主義者哪里去了？

　　后伊斯蘭主義一代

　　如果觀察一下那些發(fā)動這場運動的人，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是后伊斯蘭主義的一代。上世紀70和80年代的重大革命運動，對他們來說是屬于父輩的陳舊歷史。這個新的一代對意識形態(tài)不感興趣；他們沒有像上世紀80年代末阿爾及利亞的先輩那樣呼吁伊斯蘭。他們首先表達的是對腐敗獨裁的厭棄和民主要求。顯然，這并不是說示威者是世俗的，而只是說他們不把伊斯蘭視為一種能夠建立更好秩序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

　　這一代人是多元的，毫無疑問是因為他們更加個人主義。社會學研究表明，這一代人相比以前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多生活在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環(huán)境中，孩子更少，但同時面臨失業(yè)或社會地位下降。他們掌握更多資訊，往往擁有現(xiàn)代通信手段，能夠互相連接成為一個個人對個人的網(wǎng)絡，而不需要以政黨為媒介。年輕人知道伊斯蘭主義政權會變成獨裁。他們或許是信徒，但卻把宗教與政治要求分開：在這個意義上，這場運動是“世俗”的，因為它分清了宗教和政治。宗教活動個人化了。

　　示威者首先是要求尊嚴和“尊重”：這個口號出自上世紀90年代末的阿爾及利亞。他們依靠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但他們今日要求的民主不再是舶來品，與2003年布什政府進行的民主推銷完全不同，由于后者沒有政治合法性并與軍事干涉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不被接受。

　　重新伊斯蘭化不等于激進化

　　相信伊斯蘭是一種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人，我們稱之為伊斯蘭主義者。其中最激進者跑去參加國際圣戰(zhàn)。“基地”組織的宣傳試圖把這場運動稱為整個穆斯林社會反對西方壓迫的先鋒，但這行不通。“基地”組織從沒有用心在穆斯林社會內(nèi)部建立政治結(jié)構。再者，“基地”組織主要在西方活動，或者針對西方目標，對現(xiàn)實社會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有一種錯覺是把最近30年來似乎在阿拉伯世界社會上發(fā)生的廣泛的重新伊斯蘭化與政治激進化聯(lián)系在一起。雖然阿拉伯社會看起來比30年或40年前更加伊斯蘭化，但如何解釋當前的示威中缺乏伊斯蘭口號的問題呢？這是伊斯蘭化的悖論：它很大程度上讓伊斯蘭脫離了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重新伊斯蘭化(佩戴頭巾、清真寺數(shù)量、教士人數(shù)增長、宗教電視頻道)與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無關?？傊?，伊斯蘭主義者丟掉了上世紀80年代在公共空間中對宗教話語權的壟斷。

　　重新伊斯蘭化導致宗教標識的普遍化和非政治化：當一切都是宗教時，就沒有任何東西是宗教了。西方眼中的重新伊斯蘭化的綠色大潮最終只是一種庸俗化：所有都變得伊斯蘭化了，從快餐到女性時尚。但虔誠形式也個人化了：人們構建自己的信仰，尋找講授自我實現(xiàn)的教士，對伊斯蘭烏托邦不再感興趣。

　　穆斯林兄弟會發(fā)生變化

　　穆斯林兄弟會及其仿效者是伊斯蘭主義政治運動的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首要原因無疑是失敗的經(jīng)驗，包括是虛假的勝利(伊朗伊斯蘭革命)和真正的失敗(各方對它的鎮(zhèn)壓)。新一代激進分子和突尼斯伊斯蘭領導人拉希德·加努希等老一代人從中吸取教訓。他們明白，在革命之后企圖奪權會導致內(nèi)戰(zhàn)或獨裁。他們對本國社會非常了解，明白意識形態(tài)無足輕重。他們還從土耳其模式中吸取教訓：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fā)展黨能夠融合民主、選舉勝利、經(jīng)濟發(fā)展、民族獨立和促進伊斯蘭價值觀。

　　穆斯林兄弟會無法帶來新的經(jīng)濟和社會模式。他們在道德風俗上趨于保守，但在經(jīng)濟上主張自由。這無疑是最重要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伊斯蘭主義者(尤其是什葉派)聲稱捍衛(wèi)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并鼓吹經(jīng)濟國有化、重新分配財富。如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贊成穆巴拉克進行的農(nóng)業(yè)改革，重新賦予地主提高地租和辭退佃戶的權利。

　　伊斯蘭主義者的資產(chǎn)階級化同樣是民主的利好：由于無法進行伊斯蘭革命，他們被迫與其他政治力量和解、妥協(xié)和聯(lián)合。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弄清獨裁政權是不是抵御伊斯蘭主義的最好堡壘。伊斯蘭主義者成為民主游戲的參與者。

　　由于反叛的一代不再尋求在政治上結(jié)成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因此將成為改變的關鍵。反叛止步于抗議，而沒有宣告一種新型政權。另一方面，阿拉伯社會仍然比較保守；經(jīng)濟自由化之后發(fā)展起來的中產(chǎn)階級期望政治穩(wěn)定：他們首先反對獨裁政權的掠奪性質(zhì)。突尼斯與埃及之間的對比很有說服力。在突尼斯，本·阿里集團拒絕分享政權和財富，因而削弱了所有潛在的盟友：商人階層整體遭到這個家族不斷地詐騙，軍隊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更被排斥在財富分配之外：突尼斯軍隊很窮；它甚至希望建立民主制度，這將給它帶來更高的預算。然而在埃及，政權的社會基礎更加廣泛，軍隊不僅與政權結(jié)合，也參與經(jīng)濟管理和分紅。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民主要求都撞上了各國政權靠收買政策建立起來的根深蒂固的社會網(wǎng)絡。

　　當前的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深刻社會變化。這些變化很早就開始了，但它們被西方對中東的刻板印象所遮蓋。(作者意大利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教授奧利維耶·魯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