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流毒天下，亂我清真”的“革蘭袋”自印度傳人云南武定地區(qū)，導致伊斯蘭教內(nèi)部的一場軒然大波，一時間，疑云愁霧，人心惶惶，不知何所適從。

“革蘭袋”系蘇非神秘主義“阿薩辛”的一個分支，是一個以宗教為幌子進行恐怖活動的組織。《馬可·波羅游記》中提到，這個組織的首領(lǐng)稱“山老”，在東西交通的險峻山岡建立城堡，其中有華麗的宮苑、醇酒、美女、歌舞……山老選中的信徒，一旦服用大麻葉后，處于迷幻之中，就被送人宮苑，享受聲色，為了長享“天園”之樂，瘋狂地為“山老”獻身，充當殺手、行刺山老的“獵物”——蘇丹、教法官，持反對意見的教派首領(lǐng)、學者等。歷來受到伊斯蘭教正統(tǒng)派的強烈抵制，一些國家甚至嚴厲鎮(zhèn)壓。蒙古貴族旭烈兀西征亦予毀滅性的打擊。阿薩辛殘余轉(zhuǎn)入地下活動，并流竄各地，以另一種方式出現(xiàn)。

據(jù)記載：“有迤西來武定一人姓沙名金，頭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絲絳，足穿云履，先到西襯，后到古柏。投教者，具雞二只，酒二壺，米面之類。外道往來、絡驛不絕。男婦混雜，晝?nèi)談t彈絲品竹，魚鼓簡板，暢飲林泉。夜則明燈傳道，度氣比臍，無論老嫗少婦，閨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間學道，淫穢之聲，遍滿道路。”還有一人叫馬少恭，其人亦“清真世家，名師之子侄。自陜西尋學回滇，不守本教祖訓，學得一程妖法”。與沙金狼狽為奸，更助長了“革蘭袋”的聲勢。當?shù)卣平瘫Ｄ澈鸵徊糠帜滤沽志芙^入教，便被沙金將姓名生庚，用番字(阿拉伯文)書寫于紙上，埋人古墳內(nèi)，作法咒詛，揚言要將這些人置于死地，“惡瘡怪癥，殞命亡身”。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被迫投身“革蘭袋”。

最初，“革蘭袋”僅在武定一帶活動，不久即擴大到富民、廣通、楚雄、大理、保山、姚安一帶，繼又由滇西蔓延至滇東南的嵩明、尋甸、曲靖、陸涼、宜良……甚至省城昆明也是“回漢男婦被其妖術(shù)，從者不可勝紀。親識不敢舉，旁人不便舉，掌教頭人混俗和光，養(yǎng)癰護毒”，大有席卷全滇之勢。

云南伊斯蘭教歷來屬于正統(tǒng)“遜尼派”，恪守《古蘭經(jīng)》與圣訓。今“革蘭袋”滲透而入，似將取而代之。自然為正統(tǒng)派穆斯林所不能容忍，于是在“圣裔”馬注領(lǐng)導之下，發(fā)動穆斯林開展斗爭，搜集“革蘭袋”種種不法行為，聯(lián)名向官府控告：“(革蘭袋)流毒天下，亂我紀綱，傷我輿論，敗我風化。紊我教條，亂我清真”，尤其“技工妖術(shù)，教仿白蓮”，引起官府極大震動，下令取締，偵騎四出，將以沙金為首的一小撮“革蘭袋”分子逮捕嚴刑審訊，繩之以法。“革蘭袋”在云南的惡性膨脹，終于土崩瓦解，灰飛煙滅。

痛定思痛，馬注認為，“革蘭袋”之所以在云南泛濫，根本原因在于廣大穆斯林愚昧無知。所謂“賢少愚多，既不通儒，又不遵經(jīng)，異端左道混雜于其間，滅人倫之大典，壞朝廷之國法，將清真正道漸人邪途”。于是針對回族穆斯林的社會現(xiàn)實，制定了約束穆斯林行為規(guī)范的準則，即《戒律十條》，由云南按察使司頒布全省回族穆斯林聚居區(qū)，雖說目的在于“約束”個人行為，實際內(nèi)容則是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形式，在穆斯林社會內(nèi)部重建精神文明。

《戒律》第一條是“端學習”，首先從抓教育人手，鄭重指出：“天經(jīng)云：尋學在一切男女穆民是天命。”既把學習提到“天命”的高度，而且活到老，學到老，不斷進行知識更新?？梢娔滤沽终莆瘴幕R不可等閑視之，掃除文盲與提高穆斯林的文化水平，乃是建設(shè)精神文明的前提。

《戒律十條》列“端學習”于首位，表明旨在端正穆斯林大眾對“求知”的正確認識與正確態(tài)度。通過學習文化知識，有助于提高穆斯林的整體素質(zhì)，使得人人重視品德修養(yǎng)，與人為善，從而移風易俗，轉(zhuǎn)變社會不良風氣，共建和諧社區(qū)(教坊)?！豆盘m經(jīng)》就鄭重宣告，安拉絕不輕易地改變一個民族的落后面貌，只有依賴他們自己去拼搏。

由此可見，馬注既嫻熟教理，更善于汲取伊斯蘭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深知要改變回回民族“一窮二白”、既貧且愚的面貌，必須從抓文教人手，顯示他在繼胡登洲大師開創(chuàng)的一代經(jīng)堂教育學風之后，又將教育面普及到穆斯林大眾群體中去的深謀遠慮。

伊斯蘭教歷來重視知識，視之為生命?！豆盘m經(jīng)》作為“天啟”，開宗明義揭示：“你應當奉你的創(chuàng)造主名義而宣讀，你的主是最尊嚴的，他曾教人用筆寫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

先知穆罕默德強調(diào)：“求知是每個男女穆斯林的主命!”求知被提到“主命”的高度，而且強調(diào)求學從搖籃直至進入墳墓，不可一日中斷，充分表明伊斯蘭教對文化知識的重視。先知還鼓勵穆斯林不遠萬里到中國求學。當年的中國正當大唐盛世，朝野上下篤信佛教，趨之若狂。寺廟古剎林立，僧尼數(shù)以百萬計，唐太宗欽命玄奘“西天取經(jīng)”，傳為佳話?？梢娤戎潞蹦虏⒉慌懦夥且了固m文化。他說“知識是穆斯林走失的駱駝，不論在哪里發(fā)現(xiàn)(或在異教徒手中)都要把它牽回家”。

與此同時，阿拉伯人大量汲取先進的希臘科技文化，充實與豐富自己。甚至戰(zhàn)俘中的知識分子也受到優(yōu)待，他們只要教會幾個阿拉伯兒童學會讀書寫字，就可以恢復人身自由。如果他們皈信伊斯蘭教，還可以量才錄用，擔任帝國的各級官員。

為此，先知穆罕默德對學者熱情贊揚：學者的墨汁勝于“殉道者”的鮮血；學者比隱遁苦行的“修士”優(yōu)越，猶如月亮勝過繁星的光明；歷代先知沒有遺留下一枚金幣或銀幣，他們遺留下來的是學問，誰求得學問，便是繼承了先知的事業(yè)……阿拉伯帝國歷代哈里發(fā)、蘇丹也都積極提倡和獎勵學術(shù)文化，學者、詩人被奉為宮廷上賓，城市圖書館、天文臺林立，掀起了“百年譯經(jīng)”熱潮。

由于對學術(shù)文化的高度重視和兼收并蓄，迅速改變了阿拉伯人民愚昧無知狀態(tài)，綜合國力增強，文化經(jīng)濟發(fā)展，不斷對外擴張，完成了阿拉伯半島的統(tǒng)一，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中國史稱黑衣大食、白衣大食)在中世紀崛起。

中國穆斯林對待求知有足夠認識，開創(chuàng)中國伊斯蘭漢文譯著一代文風的經(jīng)學大師王岱輿特撰《正學章》，提出“夫立身之本，無過于學。若涉海之指南，大匠之準繩。無指南，無以辨南北東西；無準繩，何以定是非曲直”。馬注《端學習》則結(jié)合中國穆斯林實際，立足于中國社會，強調(diào)學習的重要性。“經(jīng)(古蘭、圣訓)書(中國文化)乃培養(yǎng)善脈之根源，超凡人圣之舟楫，分別邪正之關(guān)頭，須要精研究，審問慎思，說得一句，行得一件，內(nèi)可以束身，外可以約人，方不致墮入邪途。”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穆斯林立身處世，既要學習伊斯蘭教經(jīng)訓，也必須學習中國文化。“經(jīng)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經(jīng)，若秀而不實。”“我等生居東土，不習東土之文，天經(jīng)安所傳宣?”因為只單純學習經(jīng)訓，就不懂得天下大事和經(jīng)訓以外的知識；光學書本不學經(jīng)訓，就不可能了解“生從何來，死歸何處”的道理。顯然是對當時穆斯林社會流行“讀漢書是叛教”的有力批判，也是后來提倡“經(jīng)書并授”的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