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被世人遺忘的穆斯林朝覲之路

　　日喀則的世界意義，除了體現(xiàn)在聞名遐邇的珠峰、歷史悠久的跨國貿(mào)易以及藏、印之間頻繁的佛教往來上，也許還應該加上一條被世人遺忘的穆斯林朝覲之路。隨著1893年亞東的開埠，國內(nèi)尤其是西北地區(qū)的穆斯林，漸漸發(fā)現(xiàn)一條朝覲的“捷徑”——從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出發(fā)，經(jīng)玉樹結(jié)古鎮(zhèn)，沿唐蕃古道進入衛(wèi)藏，從日喀則輾轉(zhuǎn)至亞東進入印度，坐火車至阿拉伯海東岸的孟買，再乘坐海船，7天7夜即可抵達圣城麥加。

　　這是一條被諸種類型文獻忽略的朝覲之路。筆者以采訪中了解到的日喀則朝覲路為線索，請教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得到的也是“聞所未聞”的回答。姚大力表示：“如果真有此路，其信息應該來自往返印、藏間的穆斯林商人。”

　　向我們介紹這一路線的阿布巴嘎爾是父輩、祖輩都生活在日喀則的穆斯林，對這條朝覲之路言之鑿鑿，深信不疑。在日喀則市區(qū)年楚河東岸，有一片面積很大的穆斯林墓地。阿布巴嘎爾的外公曾經(jīng)告訴他：這片墓地埋葬的不僅僅有日喀則的穆斯林，還有很多來自內(nèi)地的朝覲者。阿布巴嘎爾說，從西北蘭州等地趕著馬車抵達日喀則，大概需要7個月，通常，這批來自內(nèi)地的穆斯林，習慣在日喀則修整兩到三個月，有些年長體弱的朝覲者在途中病倒，有些就長眠于年楚河邊的這座墓園。

　　與藏傳佛教類似，伊斯蘭教規(guī)也將死于朝覲途中看作一項功德，更為可貴的是，日喀則是漫漫朝覲路上最后一座擁有清真寺的國內(nèi)城市。能夠跨越時空與眾多教友長眠于斯，并接受本地穆斯林年復一年的祭掃，對于這些來自異鄉(xiāng)的靈魂來說，也算是一種難得的機緣與幸福。

　　是否真的有過這樣一條被人們遺忘的穆斯林朝覲之路？

　　追溯日喀則穆斯林之源

　　站在修葺一新的日喀則清真寺院內(nèi)，可以清晰地看到扎什倫布寺的金頂和修復后的宗山，而距離更近，幾乎與清真寺構(gòu)成“鄰居”的建筑是日喀則格薩爾拉康小學，這是由清朝的一座關(guān)帝廟演變而來的。在一份繪制于清朝末期的日喀則地圖上，上述4個建筑——扎什倫布寺、宗山、關(guān)帝廟、清真寺構(gòu)成了繪圖者心中有資格代表日喀則城市景觀的地圖要素。

　　關(guān)于日喀則清真寺的修建年代，清真寺院內(nèi)的一塊牌匾上記載的建寺時間是公元1447年4月；《日喀則地區(qū)現(xiàn)存反映中國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歷史文獻目錄》中，則將建寺時間推早至公元1343年。

　　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伊斯蘭教進入西藏的路徑有兩條，分別是從西南方的克什米爾和從東北方的內(nèi)地進入。14世紀，與藏族聚居區(qū)毗鄰的克什米爾地區(qū)開始了伊斯蘭化的過程，并逐漸影響至阿里和衛(wèi)藏地區(qū)。融入伊斯蘭文化的藏族社會的訓誡格言《卡切帕魯》，有人認為它的作者是七世班禪，有人認為它就出自一位留學印度的名為發(fā)祖拉的阿訇之手。此外，藏語中對藏紅花的稱呼之一，Kha—che—gur—kum，意思就是“克什米爾紅花”。

　　同樣，日喀則的早期穆斯林也來自克什米爾。由于地處從克什米爾、印度、尼泊爾至拉薩的交通要道上，穆斯林在日喀則活動的年代應該很早。1800年來到日喀則的英國人特納在其《西藏扎什倫布寺訪問記》一書中提及：“遜尼派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等非喇嘛教徒至少有300人生活在日喀則。”成書于1886年的《西藏圖考》也記載，信奉伊斯蘭教的克什米爾商人行蹤遍及全西藏，并在“前藏設(shè)有大頭人三名，后藏一名，以為管轄”。后藏的這位“大頭人”（藏人多用藏語稱其為“本波”），理所當然地住在日喀則。

　　阿布巴嘎爾的外公，曾經(jīng)就是一位管理日喀則教務的“大頭人”。在阿布巴嘎爾的童年記憶里，外公是一位留著長長的白胡子、和藹可親的老人，不僅在穆斯林社區(qū)內(nèi)受人尊敬，就連日喀則本地的藏族居民見到他，也都表現(xiàn)出尊敬的神情。藏族百姓對這位“頭人”的稱謂一般有兩種，一是“卡切本波”，意為“穆斯林的大官”；二是“瑪瑪薩伊”，印度語中“先生”的意思。

　　兩個民族，兩種宗教，相互尊重與包容

　　在大量內(nèi)地穆斯林涌入日喀則的上世紀80年代以前，這里圍繞清真寺的小社區(qū)涵蓋了本地藏族對于穆斯林的全部認知。據(jù)日喀則清真寺的阿訇阿都熱瑪回憶，1960年，日喀則市區(qū)共有120戶來自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家庭，藏族人稱其為“博卡切”，也即通俗意義上的“藏回”。另有幾戶來自內(nèi)地的穆斯林，藏族人稱其為“甲卡切”，字面的意思是“漢回”。阿都熱瑪回憶說，童年時他與日喀則本地的藏族伙伴玩耍，并沒有所謂“民族”的概念，雙方去扎什倫布寺以及清真寺“互訪”，家長們也司空見慣，從不干涉。

　　對于日喀則的藏族居民而言，這些來自異域的“藏回”說藏話、穿藏裝、吃糌粑、喝酥油茶，早已完成了“本土化”的進程。唯一的不同似乎就是宗教，更多的日喀則居民已經(jīng)習慣了類似的場景：伴隨阿訇富有磁性的召喚聲，身邊的穆斯林放下手中的活計，整理著裝，匆忙向清真寺匯集，一天5次，風雨無阻。阿布巴嘎爾年輕時熱衷于在年楚河邊“過林卡”（相當于內(nèi)地所稱的郊游或野炊），每當臨近做禮拜的時間，他就會趕緊回城。阿布巴嘎爾說，“穆斯林對待宗教的儀軌更為虔誠，也許正是這一點，贏得了藏族人的尊敬。”

　　民主改革以后，阿布巴嘎爾一家開始以加工面條為生。每到齋月，因為天亮以后封齋，因此開門營業(yè)的時間相對晚一些。有時，性急的顧客來敲門，總會被周邊的藏族鄰居制止：“讓他們多睡一會，這個月是他們的齋月。”而每到天黑，熱情的鄰居們又拿來雞蛋和奶渣，送給他們吃，并特意說明“是干凈的”。尤其令阿布巴嘎爾一家感動的是，齋月后的開齋節(jié)，經(jīng)常會有認識或不認識的藏族朋友牽來一只羊：“你們一個月不吃肉，這個羊送給你們宰，比我們帶著去轉(zhuǎn)寺廟，功德多很多。”

　　阿布巴嘎爾至今不忘外公教誨他的話：尊重他者是穆斯林的圣訓之一，尤其是身處他鄉(xiāng)時，更要時時謹記。身為穆斯林社區(qū)的領(lǐng)袖，阿布巴嘎爾的外公不會忽視身邊每一個細節(jié)。例如宰牲，藏族的習慣是直取內(nèi)臟，而穆斯林的習慣是先行放血。為此，這位老人再三告誡當?shù)氐哪滤沽?，宰牲不可當眾進行，而且必須事先挖個洞，將牲血引入其中，以免四處橫溢。另一方面，他也積極為身邊的藏族同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阿布巴嘎爾還記得幼年時，有些患眼疾的藏族居民，經(jīng)常跑到家里向外公討要蘸有藏紅花泡制的藥水的“拉堆”（即做禮拜時戴的白色頭巾），外公總是慷慨贈予。

　　在一件件看似微不足道卻充滿溫情的故事里，我們看到了兩個民族之間、兩種宗教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包容。

　　上世紀60年代，隨著甄別國籍工作的開展，日喀則的絕大部分穆斯林選擇了印度國籍，有些返回祖先們居住的地方——克什米爾，只有阿布巴嘎爾的外公留了下來。他說生意可以不做，但墓地必須有人看守。也許是考慮到重返日喀則的可能，遷回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幾乎沒有一家選擇變賣房產(chǎn)，而是統(tǒng)一將房屋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讓至阿布巴嘎爾的爺爺名下。

　　時過境遷，當時留在日喀則的這一戶穆斯林人家，歷經(jīng)五子分家各立門戶，至今已發(fā)展到13戶，50多人。圍繞新修的清真寺，他們漸漸恢復了一個獨立的小社區(qū)。而當年遷回克什米爾的穆斯林，由于戰(zhàn)亂等緣故，極少有機會回來探親。阿布巴嘎爾也僅僅到克什米爾去過一次，他隨身帶去的日喀則清真寺的照片，讓幼時的伙伴們泣不成聲。在克什米爾，阿布巴嘎爾了解到，幾乎每戶曾在日喀則生活過的穆斯林，都保留有一張由中國外交部簽署的文書，上邊寫著“任何時候，來去自由”，文書的最后簽有大大的3個漢字——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