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髯公(1893-1938)，武清楊村七街回族人。其父經營小糧店，因蝕本關閉。此后，家境困難。劉髯公讀過幾年私塾，于18歲離家，搭一條客船從楊村沿運河赴北京，想自謀生路。一連幾天流落在街頭。一天在車站偶然拾到一個公文包。他不愛財，竟到處尋找失主，可巧是法國使館一位武官丟失的，物歸原主，武官很感激他。武官問起他的身世，知道他通曉文墨，便把他留在使館當一名“錄事”，后又派他到天津任法國公使駐津辦事處的調查長，即偵察長。此后劉髯公娶妻生子，又開了一個明星自行車行?？芍^成家立業(yè)。劉髯公性情灑脫、誠摯，廣交朋友，漸漸在法租界有了較高聲望。

為平民辦報

1924年9月，他與好友段松坡、薛月樓三人合伙，創(chuàng)辦了四開報紙《新天津報》，他任社長，段任副經理，薛任協(xié)理兼報紙主筆。劉髯公雖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創(chuàng)辦報紙，既沒有勢力強大的政治后臺，又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卻在從創(chuàng)刊到?？氖哪觊g，把報紙辦得有聲有色，社會影響相當廣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他熟悉社會底層群眾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實際與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報紙的發(fā)行對象鎖定在平民百姓階層，并在《新天津報》的報頭旁另印一行副標題：“平民化的報紙”，把該報的宗旨明顯地昭示給社會群眾。這份報紙面世后，大量刊登老百姓所關心的某些社會弊端的評論文章和勞苦大眾喜聞樂見的趣聞軼事。他還派人到書場里，記錄諸如蔣軫庭等著名評書藝人所說的《雍正劍俠圖》等長篇評書，經過編輯文字加工后，在《新天津報》上連載。這種以大眾化、通俗化為特色的辦報方針，受到為數甚眾的老百姓歡迎。后來，劉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又陸續(xù)發(fā)行了《新天津晚報》、《新天津曉報》、《新天津畫報》等附屬報刊，日銷量最高峰時達到五萬份，這個發(fā)行量在當年的天津報業(yè)實屬罕見。一時間，《新天津報》一躍成為天津的名牌報紙之一。20世紀30年代，每當黃昏時候，天津的街頭巷尾隨處可聞賣報人那“看報看報，新天津晚報”的叫賣聲，它幾乎成為彼時天津街景市聲的一種特色。

結交三教九流

劉髯公為人豪爽仗義，性格倔強直率。還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偵探長的時候，就深刻體驗到在外國人手下做事的艱難，他一心謀劃著有朝一日自己在社會上獨立創(chuàng)業(yè)。他創(chuàng)辦了《新天津報》后，自身的機警干練得到充分施展。他對報館內部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盡所能、盡職盡責地為報紙效力。他主持報館工作，既嚴肅又輕松，他為《新天津報》制定的訓詞是：“大公對外，忠實服務，倘有隕越，上帝臨汝”。他把訓詞制成鏡框，懸于報館墻上，每逢節(jié)日，他還要對全體員工訓示一遍。在劉髯公領導下的《新天津報》同仁們，上下齊心協(xié)力配合，把報紙辦得生機勃勃。劉髯公在對外交際方面頗具人情味，善于結交不同階層的各種人物。諸如劉春霖、嚴范孫、華世奎、趙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劉鎮(zhèn)華、陳光遠等在天津做寓公的失意軍閥、政客；高星橋、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商界巨擘；金少山、小達子、劉叔度、近云館主等戲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無不與劉髯公有密切往來。這些人物對于《新天津報》，都曾從不同角度給予過支持。劉髯公經常同一些京劇愛好者同出同進天津各戲園，看戲、吃喝等所有花銷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鄉(xiāng)、同學、親戚、屬下凡來求他幫助者，他總是有求必應，慷慨解囊。1933年秋，他請來同益呢絨店的裁縫師傅，為報館的編輯們每人訂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鄉(xiāng)工人要結婚，去找劉社長借支工資，劉髯公二話不說，拿出自己的40元錢送給他做禮金。諸如此類多不勝數的事例，經報館同仁們眾口相傳，劉髯公在天津社會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罵權貴享名

自《新天津報》創(chuàng)刊時起，劉髯公不斷地以髯公作筆名，親撰社論，痛罵貪官污吏和無德的軍閥黨棍。他所寫文章，敢于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痛快淋漓地說真話，而且文通理順，淺顯明白，很容易引起社會中下層群眾的感情共鳴。劉髯公因此成為彼時天津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有他，《新天津報》也備受讀者青睞。當然，劉髯公因為常在報紙上痛罵實權在握的大人物，也給自己招來不少的麻煩。諸如直隸省長李景林，天津督辦褚玉璞，直魯聯(lián)軍總司令張宗昌，盜竊東陵寶物的軍閥孫殿英等人，因為挨過劉髯公的罵，而對他恨之入骨。由于在直奉二次交戰(zhàn)時，《新天津報》明確表示擁護直系反對奉系的緣故，奉系首領張作霖之子張學銘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長時，有人煽動他勒令《新天津報》?？?。所幸恰于此際爆發(fā)了九一八事變，劉髯公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借口到處游說，才避免了《新天津報》被封的厄運。

關心家鄉(xiāng)教育

劉髯公關心家鄉(xiāng)教育，二十年代末，在楊村七街慶德胡同內的自己宅院興辦了楊村回民小學。還出資舉辦楊村全鎮(zhèn)學生演講比賽會，獎勵優(yōu)秀學生，并與其合影留念。

對楊村各學校，尤其七街回民家境貧寒兒童多有資助，或減兔學雜費。劉髯公還疏財仗義，周濟貧困鄉(xiāng)民，興辦公益事業(yè)。楊村六街有一趙姓者人稱二大人，家境貧寒無有子女，此人時有偷砍鄰里田邊及墳塋樹木之劣行，人送外號“樹王”。有一年，趙的鄰居翻蓋老房，舊房檁剛從房上扒下，趙乘人不備扛起就走，被主家急追，趙見勢急將檁條放下頂于道邊墻上，主人問他扛往何處，趙答頂在這里。此后楊村流傳著“趙二扛房梁——頂到這了”的歇后語，劉髯公勸趙改邪歸正，去掉壞習，每月資助其生活補貼費十幾元，直至趙去世。

楊村清真寺1935年遭雷擊后殿燒毀，劉髯公同七街回民官紳穆文善團長領頭出巨資，并向全國和楊村回漢鄉(xiāng)親募捐集資，使清真大寺修復如初。

當年回漢民耕種的田地有很多在夾道洼里，幾乎年年瀝澇成災，水排不出去，劉髯公出資及募捐六萬現大洋在夾道村南北運河大堤上修涵洞一座，讓洼淀里的積水能及時排出。

1938年，《新天津報》因發(fā)表抗日文章，被漢奸特務報告了日本憲兵隊受到嚴刑拷打，劉髯公寧死不屈，被置于水牢。因劉髯公曾是天津回教聯(lián)合會的會長，后經天津各清真大寺阿訇聯(lián)名具結保外就醫(yī)，于10月26日獲釋，回家不久，因傷病嚴重于11月底醫(yī)治無效去世，時年45歲。后葬于楊村回民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