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有三個特有少數(shù)民族——保安族、東鄉(xiāng)族、裕固族，散布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其文化各具特點，但較少為人所知。本報“西部縱深行”小組先后考察了三個地區(qū)，無論是探訪黃河邊的大河家，還是穿行大夏河與洮河之間的深溝大壑，抑或是漫步祁連山北坡的綽爾塔拉草原，幾處的民族風情皆讓人陶醉，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文化變遷則迫人思考，各民族的學者基于此展開了豐富的學術研究。

　　1 保安族為信仰遷徙

　　揭開仔細包裹的麻布，保安族學者、臨夏州政協(xié)副主席馬世仁取出一塊方磚，此磚長29厘米，寬14.5厘米，厚7厘米，上面刻有阿拉伯文“真主偉大”。“這是我在青海省同仁縣尕撒爾村作田野考察時采集到的伊斯蘭經(jīng)磚，應該說是保安族先民信仰文化的歷史見證。”馬世仁說。

　　在他的辦公室，馬世仁向記者逐一展示了他近年來在甘青兩省田野考察所采集到的珍貴文物。“這些都是與保安族先民有關的文化遺存：這是門板上的月牙形銅牌，那是潔凈用的湯瓶，這些是清代保安營檔案文書，而這是清代中期以前的《古蘭經(jīng)》手抄本。”每一件都是相當具有學術價值的珍貴文物，令記者嘖嘖稱奇。“我在青海考察時，有一個當?shù)氐奈奈锸詹卣哌€收集了不少保安營文書，但是自以奇貨可居，而不公諸于眾，不能用于學術研究，還有什么價值呢！”馬世仁嘆道。

　　在田野考察和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加之自身家學淵源，馬世仁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學術專著《在“田野”中發(fā)現(xiàn)歷史——保安族歷史與文化研究》201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蘭州大學西北少數(shù)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楊建新評價道，這部用田野調查印證、修正和補充歷史文獻史料的著作，“將保安族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層次”。

　　得知記者剛從青海同仁縣保安鎮(zhèn)考察過來，馬世仁依墻展開一張清代保安城復原圖。“我們的先民就是從這里突圍出城的。”馬世仁指著地圖上的一處說。保安族的突圍是關系到保安族歷史和現(xiàn)狀的核心事件。

　　保安族在歷史上有兩次大的族群遷徙。第一次遷徙與民族形成有關。13世紀初，一些中亞“色目人”和蒙古軍隊隨成吉思汗大軍東歸，在同仁一帶屯戍，這些軍士成為保安族的先民，明清以來一直居住在今天青海省同仁縣保安城一帶(包括保安、下莊、尕撒爾等一系列軍事寨堡式村莊)，這也是保安族得名的來歷。第二次遷徙與現(xiàn)狀分布有關。清朝咸同之際，保安族先民為堅持信仰，被迫遷徙，先是向北來到今循化縣境內，然后順黃河東下，出積石峽，又幾經(jīng)輾轉，方才在積石山縣大河家鎮(zhèn)的甘河灘、梅坡、大墩、高李等村落定居下來，其格局延續(xù)至今。

　　告別馬世仁，記者與保安族學者馬沛霆和大河家鎮(zhèn)鎮(zhèn)長馬學良等一起前往大河家。車上五人，竟分屬五個民族：保安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回族、漢族。在多民族共居的西北走廊上，這種情況并不罕見。

　　大河家鎮(zhèn)是黃河上游的一個名鎮(zhèn)。從地理位置而言，這里是黃河沖出青藏高原的關口，水勢驚人。在鎮(zhèn)西觀看黃河出峽口，可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劈山開嶺，可聞聲如雷霆。巍峨的拉脊山、小積石山被黃河斬斷，非常壯觀。就人文環(huán)境而言，大河家是多民族文化交匯的節(jié)點：西邊溯黃河入峽內是撒拉族聚居的循化縣，東邊順河而下是回族、東鄉(xiāng)族聚居的臨夏州，北邊黃河對岸是三川土族聚居的官亭鎮(zhèn)，南邊翻過小積石山就進入甘南、黃南藏區(qū)。

　　在甘河灘村，記者發(fā)現(xiàn)村中周圍堆積著許多鵝卵石。“推測起來，這里原來應該叫干河灘，保安族先民起初只能選擇這個地形貧瘠的地方安身。為了保存?zhèn)鹘y(tǒng)文化，堅持信仰，先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馬沛霆說。甘河灘村村長馬振介紹說，與過去相比，甘河灘的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現(xiàn)在正在建設成為保安族文化示范村。村舍是集體修建的，高墻深壘，密不透風，雖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看得出來，整體設計試圖延續(xù)一定的寨堡風格，以反映保安族延續(xù)幾百年的民族特性。

　　新建成的積石山縣民族民俗博物館的建筑外立面裝飾了巨型的保安腰刀圖案，很有特色。保安腰刀與維吾爾族英吉沙刀、阿昌族戶撒刀并稱我國少數(shù)民族三大名刀，保安腰刀制作工藝是保安族最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博物館特辟有保安腰刀展室。民族民俗展室通過征集和復制的實物展品，展示了世居在積石山縣的保安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三個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馬沛霆和積石山縣志辦總編董克義都認為，現(xiàn)在各民族的文化變遷太快，很多傳統(tǒng)都在流失，如果不加強搶救和研究，并通過博物館收集和展覽，以后很可能看不到了。

　　2 東鄉(xiāng)族在文化抉擇的十字路口

　　從大河家回到臨夏州，夜雨瀟瀟，中庭淅瀝。

　　東鄉(xiāng)縣屬于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是全國有名的干旱缺水地區(qū)。“走，上東鄉(xiāng)去。”記者決定改變行程，提前上東鄉(xiāng)，看看一年也難逢幾回的雨中東鄉(xiāng)。

　　東鄉(xiāng)縣地理條件非常特殊，四條大河包圍縣境，形狀近似四邊形：北邊是黃河，南邊是廣通河，東邊是洮河，西邊是大夏河。四邊都是大河的東鄉(xiāng)縣卻缺水干旱得厲害，因為這里是典型的溝壑地貌。

　　臨夏地勢較低，東鄉(xiāng)縣海拔較高，過大夏河，地勢急劇上升，公路“之”字形向上。再加上這天小雨飄灑，大霧蒸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從云霧的縫隙望過去，旁邊就是深深的溝壑，讓人膽戰(zhàn)心驚。司機嫻熟地駕駛著汽車蜿蜒向上，滿車的東鄉(xiāng)族老鄉(xiāng)輕松地聊天。他們對于這種路況早就習以為常了。讓記者意外的是，路邊樹木茂盛，綴著雨滴，青翠悅目。司機馬友步告訴記者，地方上通過各種政策措施鼓勵植樹造林，堅持多年，初見成效，堪稱造福東鄉(xiāng)百姓的事業(yè)。

　　到達東鄉(xiāng)縣城鎖南壩鎮(zhèn)，走進縣志辦公室，主任汪作平正烤著暖爐等記者。而此時，臨夏州里還暖洋洋的，汪作平說，臨夏州府海拔約1800米，鎖南壩海拔2600米，東鄉(xiāng)溫度比州府明顯低好幾度。汪作平對東鄉(xiāng)縣的情況了如指掌，一一向記者介紹，并建議記者參觀東鄉(xiāng)縣民俗博物館。館內展品體現(xiàn)出東鄉(xiāng)匠人精湛的技藝，讓人大為嘆服。然而與其他民族一樣，近年來東鄉(xiāng)族傳統(tǒng)文化面臨很大的沖擊，記者遇到的東鄉(xiāng)族學者對此憂心忡忡?！杜R夏大辭典》主編、臨夏州文聯(lián)原副主席馬志勇說，現(xiàn)在東鄉(xiāng)族文化處在一個面臨抉擇的十字路口。汪作平說：“年輕一輩對于文化感興趣的不多，像我們這樣熱心整理保護和研究民族文化的人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文化很難傳承下去。”

　　記者乘車從大夏河一直到洮河兩岸，先后來到北莊、韓則嶺、唐汪等村鎮(zhèn)。東鄉(xiāng)處處深溝大壑，汽車常常是在山脊上行走，兩邊都是陡峭的斜坡，深不見底。霧氣四溢，順著溝壑流動，使得整個干旱的東鄉(xiāng)縣在這時竟然宛如人間仙境。

　　東鄉(xiāng)縣文化局局長馬忠華說，東鄉(xiāng)縣以鎖南壩為中心，有六大梁、數(shù)千條溝壑，組成一幅特殊的地貌。東鄉(xiāng)縣深溝大壑的自然之美和人在環(huán)境中抗爭的人性之美，具有獨一性和震撼性，是一份未發(fā)掘的文化資源，從這個角度展示東鄉(xiāng)似乎也是一條可以嘗試的路徑。

　　出東鄉(xiāng)，別臨夏，記者在省城蘭州拜訪了東鄉(xiāng)族學者、甘肅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陳元龍。談及文化變遷和傳統(tǒng)流失問題，陳元龍說，在一定意義上，他也認同東鄉(xiāng)族文化處于十字路口。

　　由于歷史原因，以前包括東鄉(xiāng)族、保安族、裕固族在內的各少數(shù)民族普遍缺少從事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學者，對于該民族的研究多是非本民族學者在進行。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成長起來的一批學者參與到研究工作中，拓展了研究工作的深度，也糾正了一些錯誤的認識。關于東鄉(xiāng)族的研究也是如此。陳元龍長期致力于東鄉(xiāng)語的研究，他告訴記者，過去認為東鄉(xiāng)族“有語言、沒文字”，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事實上東鄉(xiāng)族長期使用阿拉伯文拼寫的“消經(jīng)文字”。除了宗教活動，這種文字在私人手札中也有使用，現(xiàn)在在一定人群中繼續(xù)使用。

　　記者正在蘭州休整，裕固族學者阿爾斯蘭從肅南縣打來電話，邀請記者一道進行田野考察。這可是個難得的機會。記者急忙奔赴祁連山下的裕固族草原。

　　3 裕固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當記者趕了一夜路到達肅南縣裕固族文化研究室，阿爾斯蘭正整裝待發(fā)。阿爾斯蘭是裕固族青年學者，曾在土耳其留學學習突厥語，現(xiàn)在致力于裕固族文化變遷的觀察和研究。

　　裕固族是一個人口1萬多的人口較少民族，按語言分為西部裕固族和東部裕固族兩大族群。記者和阿爾斯蘭以及張掖市影視人類學學者趙國鵬一起出發(fā)前往屬于西部裕固族的大河鄉(xiāng)。大河是阿爾斯蘭的老家，那里的居民據(jù)說是亞拉格部落之后裔。“亞拉格”是新中國成立前裕固族十大部落之一，其名源于唐宋之漠北回鶻的“藥羅葛”、甘州回鶻的“夜落隔”。阿爾斯蘭等人已經(jīng)對這里進行了連續(xù)近10年的田野調查，用文字、圖片、影像等資料記錄下了這一地區(qū)亞拉格部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tǒng)。“很多文化現(xiàn)象已經(jīng)沒有了，幸虧我們記錄下來了。”阿爾斯蘭說。

　　祁連山群山連綿，較高的山峰終年積雪不化。路上經(jīng)過一個標志性的“鄂博”，由石塊壘成，掛滿了經(jīng)幡。裕固族主要信仰藏傳佛教，但是也保留著山神崇拜，祭祀“鄂博”。阿爾斯蘭停車下來，順時針繞著“鄂博”轉了若干圈，又跪拜叩首。

　　趟過擺浪河，到達大河鄉(xiāng)西嶺村楊建國家。裕固族的“楊”姓即由“亞拉格”、 “藥羅葛”所改。這里位于綽爾塔拉草原，羊群在屋子外面吃草，幾只花臉牛犢偎依著高大的母牦牛。楊建國的妻子賽里姆到坡下擠牦牛奶，制作牦牛酸奶給客人吃。老母親綽爾濟85歲了，坐在屋外，眼睛里充滿了安詳。遠處山脊上，不時有牧羊人的身影出沒，有的騎馬踱步，有的騎著摩托車疾馳而過。裕固族人口很少，在草原上，每個人都承擔著各自的工作，生活雖辛苦但安寧。

　　我們一起步行穿越草原，前往配種場。由于水源來自融化的雪水，一天之中，擺浪河水量是遞增的，剛才還能趟水而過，現(xiàn)在已經(jīng)水勢洶洶。今年的草原因為雨水比較充沛，長得比往年茂盛，走在草原上，能感到偃草綿軟。這里處處是風景，羊羔跨過潺湲的小溪，肚子渾圓的馬駒垂首吃草。白色和粉色的小花簇擁密布，在綠色的草原上很顯眼。“那是狼毒花，是草原退化的標志。”在草原上走了10多公里，阿爾斯蘭說：“我們還在東嶺村，草原上的空間概念是不一樣的。”記者查詢了資料，原來大河鄉(xiāng)面積竟然有3300多平方公里。

　　傍晚，新宰殺了羊，大家在草原上幕天席地，一起喝酒吃羊排。抬首遠眺，但見如鉤的新月之下，祁連山頂白雪皚皚，滿天星斗結成燦爛的銀河，橫亙蒼穹之上，仿佛就懸掛在眼前。阿爾斯蘭說，“我們裕固族有句話叫做：星星低得一馬鞭就能抽下來！”

　　談到草原的前途，大家不禁有些擔憂。隨著限牧、退牧，裕固族作為草原游牧民族將何去何從，在祁連山的綜合治理中，如何合理考慮、妥善安置裕固族同胞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課題。阿爾斯蘭喝得最多，文化變遷中的裕固族處境正是他研究的對象，作為本民族的學者自然多一份情感和責任。高歌勸酒，賓主皆醉，在通鋪上一人一個被卷就酣眠在草原之上。

　　4 少數(shù)民族語言 “斷裂中的精神橋梁”

　　在西北民族走廊上，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都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文化變遷中的許多現(xiàn)象，需要學者研究問題，提出對策。

　　對于各少數(shù)民族而言，語言可以說是其中一個典型而又具有共性的問題。從語言上來說，西北民族走廊上五個較小民族的語言都屬于阿勒泰語系，其中東鄉(xiāng)語、保安語、東部裕固語、土語等屬于阿勒泰語系蒙古語族，西部裕固語、撒拉語屬于阿勒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相關的問題很多，記者此行采訪發(fā)現(xiàn)，對于學者而言，當前首先考慮的是兩個核心問題：其一，語言作為思維工具，直接影響著少年兒童教育的質量；其二，母語作為文化載體，關系到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傳承。

　　陳元龍告訴記者，“東鄉(xiāng)族通用漢語”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正確認識這一點，有利于開展更加合理有效的東鄉(xiāng)族教育。陳元龍贈給記者由他和馬國忠編著的《東鄉(xiāng)語漢語詞典》，“前言”中寫道：“東鄉(xiāng)族教育之所以落后，除了生產(chǎn)落后、生活貧困、居住分散外，語言隔閡仍是偏僻山區(qū)普及基礎教育的主要障礙。語言是思維的工具……相信東鄉(xiāng)族人民一定能夠充分使用本族語學好我國各族共同使用的漢語文，走進知識的殿堂，進入現(xiàn)代民族的行列。”

　　裕固族學者、中央民族大學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系主任鐘進文告訴記者，裕固語使用人數(shù)不斷減少，使用范圍不斷縮小，面臨傳承的困境。阿爾斯蘭已經(jīng)開始在綽爾塔拉草原上開辦試驗性質的裕固語培訓班，向牧民群眾和學生教授記音符號，使本民族語言可以書寫傳誦，培訓班得到當?shù)啬撩袢罕姷臍g迎。

　　對于保安語的現(xiàn)狀，馬沛霆稱之為“斷裂中的精神橋梁”。關于語言的記憶，馬沛霆給記者講了一個例子：保安族遇到困難，經(jīng)常發(fā)一個感嘆詞，他一直不知道該詞含義是什么，經(jīng)過研究才發(fā)現(xiàn)，原來這是對馬老太爺尊稱的變音。馬老太爺名叫馬來遲，清代到青海同仁保安城一帶傳教，是保安族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該詞記錄了馬老太爺在保安族先民中的威信，雖然今天大多數(shù)保安族不知道該詞的含義，但歷史記憶保存在了語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