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從開羅解放廣場發(fā)出的吶喊,讓世界聽到了埃及民眾的聲音,記住了他們的故事,也讓統(tǒng)治30年的穆巴拉克心膽俱裂,倉惶下臺。埃及小百姓第一次扳倒了大人物。
從此他們再也不愿沉寂下去。11月軍方頒布法令,企圖凌駕于民眾的監(jiān)督之上,“二次革命”應聲爆發(fā)。經(jīng)過解放廣場上的日夜抗爭,以及40多人犧牲的代價,最終軍方被迫退讓。坦塔維元帥即便有意接任新一代軍人統(tǒng)治者,恐怕也只能作罷。
兩次震撼世界的革命,顯示出普通埃及人已經(jīng)不再無足輕重。
兩代革命者
11月30日早晨,開羅街道和往日一樣擁擠不堪,私家車、的士和老式大眾小巴見縫插針地搶道,喇叭聲不絕于耳;白色的出租車有不少是奇瑞和比亞迪??紤]到這個城市沒有紅綠燈,難得一見的斑馬線也無人理會,交通沒有完全癱瘓已是奇跡。
這天解放廣場上的人群比選舉前少了很多,廣場與四周人行道仍用鐵柵欄隔離。北面入口處由十來個青年組成一道人墻,查驗進入者的證件,要求打開包袋,再進行安檢式搜身,以防壞人混入。
廣場中央的帳篷數(shù)量明顯少了,但燈柱間仍然懸掛著要求軍方還政于民的標語,以及革命死難者的照片和悼念文字。兩三百名抗議者分成幾撥,由騎在同伴肩膀上的年輕人帶頭高呼:“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正義!坦塔維走人!……”
一些人手舉寫有訴求的紙板;一位老人身上掛滿催淚彈和霰彈彈殼,展示鎮(zhèn)壓的殘酷;幾個商販擺地攤兜售國旗、頭帶等抗議用品和紀念品。
廣場東南側的穆罕默德.馬赫慕德街是內政部所在地,也是兩次革命中沖突最激烈的戰(zhàn)場。它與廣場的交界處被兩道路障封鎖,由一些便衣人員把守,遠處一堵巨石壘成的高墻將這條路一截兩段。
數(shù)天前解放廣場的夜晚要熱鬧很多:人群摩肩接踵,充斥著抗議者、看熱鬧的和小販,宛若埃及版的伍德斯托克。
在廣場中央一頂帳篷旁邊,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席地而坐,身后墻上擺滿了藥品。偶爾有人過來索取藥物,他問清情況后免費發(fā)放。
這位24歲的藥劑師名叫拉菲克.索利曼,11月19日就開始住進廣場。這個“廣場大藥房”由12名醫(yī)護人員24小時輪班,藥品由慈善機構捐贈。
“我來廣場,是因為不喜歡獨裁。”索利曼說。不當班時他也參加抗議。他對軍隊沒意見,只是反對最高軍事委員會(SCAF)遲遲不肯還權于民。這里沒法洗澡,但需要呆多久他就呆多久,也作好了死傷的準備。
事實上,索利曼在“一次革命”中已經(jīng)掛過彩:在1月28日的“憤怒日”大沖突中,他右腿挨了一發(fā)實彈,幸好沒有傷及骨頭。這次選舉他不參加投票,因為“臺上的體制還是舊的”。
他的另一身份是“4月6日”青年運動成員。“1.25”也被稱為“臉書革命”,主要發(fā)起者就是這個被《紐約時報》稱為埃及最活躍的臉書政治群,為此它曾獲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該運動16位創(chuàng)始人中的瓦立德.拉希德和阿瑪爾.沙拉夫在廣場上告訴我們:“SCAF必須退出政治舞臺。我們來廣場是為了要求變革、反腐敗、要求社會正義。”
希珊.穆巴拉克法律中心設在距廣場不遠的鬧市區(qū),它被創(chuàng)始人之一艾哈邁德.賽義夫稱為“革命的新聞中心”。這位60歲的人權律師有個名氣很大的兒子:30歲的博客作者阿拉.法塔赫,他因為抨擊軍方鎮(zhèn)壓導致10月9日27名科普特基督徒死亡,自10月底起遭關押,引發(fā)了要求釋放他的國際請愿行動。
“兩天前我剛剛到監(jiān)獄探訪兒子。他目前情況還不錯,對外界形勢很了解——我們每天都送吃的和報紙給他。”賽義夫在辦公室中告訴我們。
最諷刺的是,“他最初被關押的監(jiān)獄,正是1973年我被關的那一個,而現(xiàn)在的監(jiān)獄又與2006年他進的相同(條件比第一個稍好)。我很悲哀:我們期望改變埃及,讓子孫后代過得更好,然而情況卻沒有絲毫改變。”
11月初法塔赫在投書報社的《重返穆巴拉克的監(jiān)獄》一文中寫道:“我從未預料到5年前的經(jīng)歷會重演——在一場推翻暴君的革命之后,我又回到他的監(jiān)獄?
“記憶中坐牢的一切細節(jié)又在回放:在擠進9個男人的2米乘4米牢房地板上睡覺的技巧;獄中歌曲和對話。但我實在想不起以前自己在睡覺時,是如何保護眼鏡的。今天它已經(jīng)第三次被踩踏……”
法塔赫25歲的妹妹莫娜也是知名博主,此時就在解放廣場。母親是開羅大學數(shù)學教授,1970年代在政治活動中結識他父親。姨媽是知名小說家兼政治評論員。
父親賽義夫曾四度入獄,1983年被捕后坐牢5年并遭酷刑,罪名是圖謀在軍中創(chuàng)建共產(chǎn)黨組織。今年1月革命期間,軍方又沖擊他的法律中心,抓走了35人,包括多位外國記者。
自“1.25”革命以來,共有1.2萬平民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目前仍有近5千人受關押。法律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為受軍法審判的平民提供法律援助。
對于父子倆姓氏不同,賽義夫解釋說:兒子比較叛逆,“他不跟我姓,而是跟我父親姓。我告訴他:那你的兒子可以跟我姓(笑)。我絕對以他為榮,當然也替他擔心。我們的追求相同:都是自由、社會公正、人的尊嚴、國家和社會的民主化。”
對比兩代人面對的統(tǒng)治者,賽義夫認為穆巴拉克更為惡劣,在薩達特時代酷刑還比較罕見,腐敗也不那么嚴重;“但積極的一點是:現(xiàn)在人們戰(zhàn)勝了恐懼,不愿再忍氣吞聲。年輕一代的夢想更遠大。”
在議會選舉中,賽義夫投票給“繼續(xù)革命聯(lián)盟”;他屬意的總統(tǒng)參選人是穆斯林兄弟會出身的阿卜達爾.佛圖赫。他覺得巴拉迪在國外生活太久,并不真正了解埃及,也缺乏政治家意識,而且年齡偏大。
“我不擔心埃及會非世俗化,更關心是軍人統(tǒng)治還是文官統(tǒng)治?,F(xiàn)在只是民主化的第一階段,應該給予民眾成長的機會。這可能是一個10年或15年的過程,代價會很高,但要改變社會別無他途。”
賽義夫對前景持樂觀態(tài)度,認為埃及終將步突尼斯的后塵:軍方勢力強大,但不會主宰政治。他相信兒子會很快獲釋。
寫暢銷小說的總統(tǒng)攝影師
34歲的艾哈邁德.穆拉德不是革命者,卻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穆巴拉克的攝影師兼暢銷小說家。他的看法也與眾不同:穆巴拉克是好人。
穆拉德從小就跟攝影師父親學拍照,2001年他從開羅高等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yè),第二年政府攝影部招人,一個在里面工作的朋友推薦了他。從此他成為總統(tǒng)的6名專職攝影師之一,每周工作7天,每天6小時。
“穆巴拉克對人都很和善,他夫人也是。他們對我很好、很尊重。”看到老總統(tǒng)在病榻上受審,穆拉德感到不是滋味——畢竟和他相處過10年;“埃及人從未這樣羞辱自己的總統(tǒng)。”
2007年穆拉德處女作《天旋地轉》的出版商、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著名反對派人士穆罕默德.哈西姆,顯然不會認同對穆巴拉克的如此看法。
“其實我們倆都沒錯:每個人都有很多面,穆巴拉克給我看的是好的一面,而哈西姆不認識他本人。穆巴拉克個人沒有問題,人們抗議的總統(tǒng)這個公眾角色。我也反對他的多數(shù)政策。我的兩本書其實都反前政權。”穆拉德解釋說。
不得不用兩副面孔面對老板和朋友,讓他心里百感交集。他用半年時間把書寫出來,原本只作為一種解壓渠道,妻子讀完卻說:干嗎不發(fā)表呢?結果出書后迅速暢銷,開創(chuàng)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驚險小說的先河。
小說講述埃及貪腐的政商階層壓榨窮人、聚斂財富的故事。主人公簡直就是作者本人——一個叫艾哈邁德、戴眼鏡、情人節(jié)出生的總統(tǒng)攝影師。故事從他在一家旋轉餐廳偶然目擊一樁屠殺慘案說起。
去年穆拉德再出第二本小說《鉆石塵》,現(xiàn)已改編成電影,由一位明星主演。兩本書都出了英、意文版。目前他正在寫第三部。
穆巴拉克被控侵吞國家財產(chǎn),穆拉德說自己對此不了解,因為他只拍攝總統(tǒng)的公開活動而非臺面下交易;另外,迄今尚無證據(jù)證明穆有罪,SCAF關押穆是為平息民憤。
他說了一件穆巴拉克的軼事:一次在頒獎時,一位年過八旬的女科學家不慎跌倒,穆巴拉克馬上丟下一切搶上前攙扶。“當時我有一個同事背起相機也上去扶,只有我拍下這一幕,因為這才是我的職責。”穆拉德回憶說。
在他看來,穆巴拉克問題主要出在近10年;“他身邊的人很壞,只顧圖謀錢財,給他進讒言,隔離了他和民眾。他們才是魔鬼。”
他覺得自己作為攝影師,應該像醫(yī)生那樣為病人保密,不應落井下石。俟塵埃落定之后,他或許會寫回憶錄。
盡管同情以前的老板,穆拉德仍然認為,革命是件好事,對國家很重要,人們一直在期待變革;“舊體制其實就是我們埃及人自己,不是穆巴拉克。埃及各方面都在走下坡,整個社會已經(jīng)腐敗了50年。我們不愛國,認為國家不是自己的,而是大人物的?,F(xiàn)在開始有了轉變。”
他認為SCAF錯在沿用舊政權的行事方式,動作遲緩;“埃及的體制是1950年代留下的。穆巴拉克是SCAF的頭,砍斷頭等于在侮辱他們。”但至多四五年后,情況將會好轉。
議會選舉他投票給埃及自由黨,總統(tǒng)參選人支持巴拉迪,因為后者勇于對抗舊體制。
目前穆拉德仍擔任總統(tǒng)攝影師,除拍攝政府活動外也整理照片檔案庫。當晚與我們會面后,他又要趕赴父親開的攝影棚,為一份少年雜志拍封面照。
“在埃及,寫書不足以糊口,你必須有另外職業(yè)。”他解釋說。他的書雖然出了英文版,但只是多些版稅而已。此外,攝影始終是他的嗜好,而工作中拍的東西比較沉悶。
穆拉德沒去過革命后的解放廣場,因為有三個同事在那里挨了打——身份證顯示他們在為穆巴拉克工作(埃及身份證和駕照均標注職業(yè))。這讓他很遺憾:“不能到熱點事件現(xiàn)場,對一個攝影師來說這是很痛苦的事。”
守護國寶的博物館館長
馬赫慕德.哈爾瓦吉同樣不是革命者,但他必須天天面對抗議——他擔任副館長的埃及博物館與解放廣場正面相向,中間只隔一塊建筑空地。
紅色外墻、法式風格的埃及博物館于1898年動工,1901年建成,1902年開張。館藏逾20萬件從史前到羅馬時期的文物,包括年輕國王圖坦卡蒙的黃金面具。
1月28日夜晚,廣場上爆發(fā)大規(guī)模暴力沖突,博物館也受殃及。雖然現(xiàn)在從外觀看不出破壞痕跡,但左側被燒得焦黑、空置至今的前執(zhí)政黨總部大廈,印證了當時埃及國博面臨的巨大危險。
“1月28日夜晚,有三千人翻墻進入博物館花園,其中10人爬上樓頂,兩三人闖進館內,試圖打破櫥窗洗劫展品。”埃及學博士出身、1984年進館工作的哈爾瓦吉回憶說。
當天上午,負責保護重要景點和酒店的埃及旅游警察鎖上博物館大門,不讓員工進入,以防有人趁亂盜竊。警員總共百余人,外加20名警官。
廣場大亂后,人群潮水般14:58 2011/12/12涌來,沖垮了警察的防線。突入館內的歹徒在地上留下無數(shù)燒過的衛(wèi)生紙——他們在黑暗中用來尋路的照明工具。好在歹徒們對文物顯然一竊不通,不清楚最珍貴的寶貝存放在哪里。
不久后,近千名年輕人組成人鏈,與館員聯(lián)手守護博物館各個入口,直到晚上10時軍隊開到。300名士兵和四五輛軍車把守博物館院墻,另有大約200輛坦克保護整個附近地區(qū)。
經(jīng)館方清點,除了從當?shù)芈渚W(wǎng)的盜賊手中追回的文物之外,共丟失藏品54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尊圖坦卡蒙國王的小型雕像;另有20多件受到輕微損壞。
“迄今我們已經(jīng)追回其中的28件。我的感覺是,剩下的26件最終也會回來。”哈爾瓦吉自信地說。
受到這次驚嚇,他和同事都不敢回家。從28日晚到2月20日重新開館,他們一直睡在館內,輪流盯著監(jiān)控屏幕值班。
“革命前我們沒有高科技的防護手段。革命后我們開發(fā)了高技術的紅外攝像頭。”這位副館長還透露,博物館共有60名講解員,館內保安200人,館外警察300人。
在1952年的革命中,埃及博物館沒有丟失任何文物,但1987和1990年兩度發(fā)生館藏失竊案,都是外賊所為。第一次被盜的45件文物已全部追回,第二次丟失的烏沙比陶甬尚無音訊。1988年博物館才開始安裝報警器。
眾所周知,薩達姆政權倒臺后,巴格達發(fā)生了國寶遭哄搶事件。但哈爾瓦吉沒有聽說同樣受“阿拉伯之春”波及的突尼斯、利比亞出現(xiàn)國博被劫掠現(xiàn)象。
自拿破侖遠征埃及以來,無數(shù)外國探險者前來這里搜尋、挖掘文物,導致流失海外的埃及古董不可勝數(shù)。“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規(guī)定,必須是被盜的已注冊文物方可索回。我們編制了一份夢幻清單,列出羅塞塔石碑等所有重要流失文物。它們目前多收藏在大英、柏林、盧浮宮等歐美博物館。”哈爾瓦吉說。
他自己不收藏古董,因為“古董是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不應成為私有,應向全體公眾開放”。
革命前博物館的日游客量從淡季(4至11月)的七八千,到旺季的1.2萬。2月20日閉館重開的第一天,只來了100名外國游客,埃及人倒有2000個,大多是想親眼看看文物是否安全。目前游客人數(shù)已回升到每天約4000人。
哈爾瓦吉并不反對革命,但不贊同一些抗議者的做法;“我支持反腐敗抗議,但反對不良行為,這影響了國家的收入(國博門票收入上交國庫)。我不贊成天天示威。觀光業(yè)需要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沒人會想到動蕩的地方旅游。”
“現(xiàn)在誰能想象:埃及1866年就設立議會;1922年獨立后制定出全世界最好的憲法之一;圣雄甘地來考察過埃及如何團結穆斯林和基督徒,日本也派人來取經(jīng)如何治理國家。”自由派政黨華夫脫黨最高委員會15名執(zhí)委之一、助理黨主席卡米莉婭.舒克里博士向我們感慨道,“當時埃及屬于第二世界國家,如今貧困人口卻占一半以上。”
華夫脫意為“授權黨”,以憲政為主要訴求,1918年為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統(tǒng)治而成立,后被納賽爾取締,1978年復黨。它也是“1.25”革命的推動者之一。
“今年我的學生正好在1月24日畢業(yè),25日直接上解放廣場。”在大學教化學和原子物理的舒克里女士自豪地說。
如今但凡與埃及有關的新聞,幾乎言必提及解放廣場。它似乎正在取代世界七大奇跡中碩果僅存的金字塔,成為象征埃及的新地標。
埃及有句諺語:世人怕時間,時間怕金字塔。解放廣場代表的埃及當代精神能否留下永久的歷史印跡,這個最長命的文明古國能否再現(xiàn)昔日輝煌,取決于埃及民眾如何邁出始于解放廣場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