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

　　對世界文化的分類，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把世界文化分為四個體系。季羨林說：“在世界上延續(xù)時間長，沒有中斷過，真正形成獨立體系的文化只有四個——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和希臘、羅馬開始的西歐文化體系?！? [1]

　　有人認為現(xiàn)在世界上有七種或八種文明。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說：“當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舉如下：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 [2]他使用的“文明”一詞，實際上與“文化”一詞含義并無差別。李慎之說：“亨廷頓把“文明”定義為“文化的實體”，在行文中常把文明與文化混用，這倒無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張申府先生在《文明與文化》一文中，即詳論兩者實無區(qū)別，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3]亨廷頓在闡述自己觀點時，也指出“學者們一般在確認歷史上的主要文明和現(xiàn)在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見一致。然而，對于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文明總數(shù)，他們常常各執(zhí)一詞。……人們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著合理的共識：至少有12個主要文明，其中7個文明已不復存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個仍然存在(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學者還加上了東正教文明，作為區(qū)別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獨立文明。鑒于我們認識當代世界的目的，除這6個文明之外，或許還應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 [4]亨廷頓在這里使用“文化”或“文明”一詞，實際上指的是“國家”、“強權”和“勢力中心”的意思，成為它們的同義詞，強調了它的“政治含義”和“實力地位”。

　　文化是歷史發(fā)展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概括、總結和提高。人類的歷史也就是人類文化的發(fā)展史。文化的發(fā)展與各民族生活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和自然條件有著密切的關系;與他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和行為品德等諸多方面有著密切的關系;與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宗教信仰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人類歷史上主要的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都與各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宗教成為文化發(fā)展的重要基礎和標志。因此，把世界文化歸納為三大體系或三種發(fā)展傾向，更為恰當。即：歐美基督教文化體系，亞洲儒釋文化體系，中東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簡言之，西方文化，東方文化和中東文化。

　　歐美基督教文化體系，即“西方文化”的歷史根源，應該從古代希臘羅馬時代說起。泰利斯(Thales，約公元前624-約前547年)、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前580—約前500年)、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圖(Platon，前427年—前347年)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等一大批古代希臘賢者哲人的思想和著作，為“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礎?；浇淘瓉聿皇恰拔鞣降淖诮獭?，而是“東方的宗教”，它的誕生地是巴勒斯坦，基督教早期的宗教故事，也都發(fā)生在巴勒斯坦地區(qū)，它是這一地區(qū)誕生的三大一神論天啟宗教之一。公元前后，羅馬人統(tǒng)治西亞地區(qū)，起初，他們也不信仰基督教，而且還用暴力鎮(zhèn)壓，他們施用的最殘酷的刑罰就是釘十字架，豎一個十字架，將“罪人”的手腳釘在十字架上，讓他流血直到死亡。耶穌就是被釘十字架處死的。羅馬人也迫害猶太教徒，他們先燒毀了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后來又把他們趕出巴勒斯坦地區(qū)，流落到世界各地。這是發(fā)生在公元一、二世紀的事，但是到了后來，羅馬人開始信仰基督教，停止了迫害。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公元274-337年)是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羅馬帝國皇帝，公元四世紀以后，基督教更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巴勒斯坦地區(qū)的伯利恒是耶穌誕生的地方，拿撒勒是圣母瑪利亞的家鄉(xiāng)和耶穌少年生活成長的地方，耶路撒冷是耶穌受難的地方，這些地方本來都應該成為基督教的圣地，然而基督教的活動中心卻轉到了羅馬帝國的政治中心羅馬城去了，那里豪華的教堂成為基督教的宗教活動中心和朝拜的圣地，一直保持到今天。在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基督教的思想和文化與古代希臘羅馬的思想和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和世俗文化的物質化?；浇剔D到歐洲后，主張“三位一體論”，淡化了天啟宗教一神論的嚴肅性和神秘性。這樣做，減少了宗教對個人思想的束縛，有助于文化和藝術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助長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縱欲主義思潮的泛濫。這一切都表現(xiàn)在西方文化和藝術之中。

　　中國的儒家不是宗教，儒家學說和思想卻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雖然在中國和外國都有人愿意稱它為“儒教”或“孔教”，甚至也有人說，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是“先知”，他傳播的是“實證宗教”(Positivism)，與一神論的“天啟宗教”(Inspiration)相對應的。他們這樣說，可能是他們看到孔子的學說，在規(guī)范社會秩序、純潔人的倫理道德和品行等方面，發(fā)揮了與宗教相同的效果。但是，孔子不宣傳宗教，而主張研究歷史，研究社會，研究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具體問題，尋找出它們的規(guī)律和解決辦法。所以“子不語怪、力、亂、神。” [5]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6]孔子認為生的道理還沒有弄清楚，如何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活人的事還照顧不過來，哪還有心思去管死后的事?對那些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孔子主張“敬而遠之!”對于虛無縹渺的事情，也不必探索的太認真了。所以莊子說：“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 [7]也就是說，對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四方之內的事情，孔子要仔細研究，但不隨意評議和下結論;對于這六合之外的事情，孔子的態(tài)度是保留，不置可否，更不需要去深究它是有還是無。孔子重視教育，重視道德，重視政治。也就是說，他關注的是“六合之內”的事情，是與“人”有關系的事情。關于“六合之外”的事情，實際上是由“道家學說”和“佛教教義”來補充的。道家講“道”說“理”，論“陰陽”述“五行”，是為了闡明造化的原理，是屬于“形而上學”的范疇。后來的人，把“道家”變?yōu)椤暗澜獭?，主張煉丹修仙，履行畫符、齋醮，帶有迷信色彩，一些宗教功課也與佛教雷同。佛教講“禪”說“法”，是為了“普渡眾生”脫離這人世的“苦?！保竭_“極樂世界”的“彼岸”。還有它的“天上、人間、地下”的“三界說”，“輪回轉世”和“善惡有報”等諸多說教，是典型的“神學”和“來世哲學”。道家的思想和佛教的說教，在歷史上為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與儒家學說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多數(shù)中國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創(chuàng)世”、“現(xiàn)世”和“來世”的宗教觀和神學哲學。三者結合在一起，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雖然顯得十分松散，但還算完整，對信仰者的要求也不十分嚴格，非常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中國人遇到麻煩事情，才想起來去燒香拜佛，事情過去了，也就算了，所以，才有“臨事抱佛腳”和“無事不登三寶殿”之說。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文化相結合，在亞洲形成了極為深刻而又極為廣泛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界線。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最大特點是文化與宗教緊密結合在一起。阿拉伯歷史也很悠久，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紀，阿拉伯半島西南部也門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氏族社會和國家，建于公元前七世紀的也門馬里卜水壩，就是當時該地區(qū)高度文明的一個明證。伊斯蘭教的出現(xiàn)相對來說比較晚，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開始傳播伊斯蘭教是公元610年，公元622年是伊斯蘭教歷的紀元。公元七、八世紀，阿拉伯人對外武力擴張，占領了西亞北非廣大地區(qū)，之后用了一百年到兩百年時間，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在鄰近阿拉伯半島的地區(qū)，或者阿拉伯部落遷移比較多的地區(qū)，實現(xiàn)了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阿拉伯世界，這主要是依靠阿拉伯本民族的努力實現(xiàn)的。在離開阿拉伯半島較遠的地區(qū)，或者阿拉伯人部落遷移較少的地區(qū)，僅實現(xiàn)了伊斯蘭化，沒有實現(xiàn)阿拉伯化。而在實現(xiàn)伊斯蘭化方面，除了阿拉伯民族的努力之外，非阿拉伯民族發(fā)揮的作用更大，這些非阿拉伯民族在信仰了伊斯蘭教以后，又積極傳播伊斯蘭教，如波斯人、突厥人、韃靼人等，使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和國家大大增加，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伊斯蘭世界。所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既包括了阿拉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也包括了信仰伊斯蘭教的非阿拉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他們既用本民族語言創(chuàng)作，也使用阿拉伯語創(chuàng)作，他們創(chuàng)作的成就在世界伊斯蘭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總和和提高，內容相當豐富，涉及方面也非常廣泛，不僅僅是宗教信仰和人文思想方面，而且也包括醫(yī)學、數(shù)學、天文學、化學、建筑學等自然科學學科。

　　二、中國文化與阿拉伯文化

　　中國文化與阿拉伯文化的特點可歸納如下：

　　第一，二者都是一個偉大民族的主體文化，并哺育和培養(yǎng)了一個偉大的民族。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它以漢族文化為主體，也包括了中華民族各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涵蓋了廣袤的中華大地。在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進程中，中國文化始終是凝聚各民族團結一致的巨大動力。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以阿拉伯民族文化為主體，也包括了各穆斯林民族的文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也是號召各民族穆斯林團結戰(zhàn)斗的旗幟，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二者都是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的全方位文化。

　　中國文化萌芽于殷商時代(公元前17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成熟于周朝(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256年)。記載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前)言行的《論語》，和經過孔子整理、編輯的《詩》、《書》、《春秋》、以及《易》、《禮》等，成為中國儒家思想學說的基礎和經典著作。這些著作概括和總結了中國古代氏族社會幾千年發(fā)展的歷史經驗和成果，為后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和鞏固，提供了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所以，才有了“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阿拉伯文化也可以追溯到久遠的過去，早在公元前13世紀，就在阿拉伯半島出現(xiàn)了氏族社會馬因國家，在它之后是賽伯邑國家和希木葉爾國家，這些國家都有高度的文明。在《圣經》中就有關于賽伯邑(示巴)女王會見所羅門(蘇萊曼)國王的盛大場面，豪華的宮殿，艷麗的服飾，互贈禮物的珍貴……展示了當時阿拉伯半島的高度文明。

　　公元五至七世紀，是阿拉伯文化發(fā)展的第一高峰。在這個時期，阿拉伯語言、詩歌、演說詞和卜辭等，都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尤其是詩歌，它的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格律嚴謹，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形成阿拉伯詩歌的典范和傳統(tǒng)。這些詩歌抒發(fā)了游牧民族青年男女的真摯愛情，描繪了浩瀚沙漠皓月當空的美麗景色，反映了部落社會的真實生活和許多歷史事件，也抒發(fā)了人們的思想感情，人生哲學和對宇宙的最初認識。這些詩歌也是我們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古代社會的重要資料。

　　《古蘭經》是這一時期阿拉伯散文發(fā)展的最高典范，也是第一部用阿拉伯文寫成的散文著作，阿拉伯民族也隨著《古蘭經》的誕生，而產生了最后定型的文字——阿拉伯文?！豆盘m經》問世后，不僅在傳播宗教方向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在傳播阿拉伯語言和伊斯蘭文化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也是同樣不可磨滅的?！豆盘m經》的內容不僅包括了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和基本信仰，還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和法律等方面規(guī)章制度的基本原則，還有許多故事、傳說和諺語等?！豆盘m經》文字優(yōu)美、風格活潑，通俗易懂，它不是詩歌，但卻是帶韻的，誦讀起來音韻鏗鏘和諧，易于背誦和記憶。

　　第三，二者都帶有地域文化的特點

　　中國文化主要發(fā)源于黃河和長江流域，在古代，這里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適于農業(yè)生產，中國先民很早就在這里定居，從事農業(yè)生產。隨著農業(yè)生產和農業(yè)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中國古代文化，因此，中國文化是農業(yè)文化，河流文化，經過許多人許多年經驗教訓的積累和總結，中國古代文化是成熟的，完整的。再看中國在世界地理上的位置，它處于大洲之隅，周圍是大海、高山和浩瀚的沙漠，與外界處于半隔離狀態(tài)。中國這樣的地理位置既有利于國家的統(tǒng)一和中央集權制度和意識的形成，同時也會導致茍安和閉關思想的產生。

　　中國自古就以農立國，至今不變，這是由中國的自然條件決定的。農業(yè)依靠的是氣候、溫度、土壤、水利等諸多自然因素，加上人類的辛勤勞動，這些條件在中國完全具備。在中國，只要“風調雨順”，就能“國泰民安”，這也是幾千年來，歷代當權者祈天盼望的太平盛世景象。中國物產豐富，人民勤勞，生產自給有余，不需要對外擴張和搶掠，幾千年來，中國人只有防范外患之心，沒有攻城掠地之意。反對侵略，反對搶掠，是中國人的主導思想和基本認識，這種思想認識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和平主導思想和基本認識。中國城墻很多，都是為了防御，就是一個例子。維護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最根本的性質。

　　中國是農耕社會，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人口居住集中，凝聚力強。二是人口增長較快。所以社會群體之間的接觸和碰撞的頻率較高，社會成型較快，經驗較豐富。雖然有些古代文明國家如埃及和巴比倫，考古發(fā)現(xiàn)它們的年代早于中華古代文明，但是他們的人口較少，居住空間有限，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經驗遠遠沒有中國的豐富。加上中國的歷代統(tǒng)治者，很早就十分重視記載國家的重要活動和重大的歷史事件，而且要求史官的記錄準確、客觀、公正，不受當朝權威的干擾和影響，這幾乎成為一個“定制”，因而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典籍，它們既是中國歷史的見證，也是中國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總結，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經、史、子、集”主要就是講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文化實際上又是“史官文化”和“歷史文化”。

　　阿拉伯文化發(fā)源于阿拉伯半島的腹地，氣候炎熱，終年干旱少雨，沒有常年的河流，只有在沙漠曠野深處的綠洲，可供放牧，不適合農業(yè)生產，所以阿拉伯文化具有明顯的沙漠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點，這就是自由和開放。公元七世紀以后，阿拉伯國家擴展到西亞北非的廣大地區(qū)，處于世界各大洲的中心地帶，是世界東西和南北交通的必經之地。這時阿拉伯民族居住的國土，已經不再是沙漠曠野中的幾片綠洲，而是幅員遼闊的版圖。在這里地中有海，海中有地，東西方向很長，南北方向較窄，形成一個世界走廊，整個地形呈開放狀態(tài)。在阿拉伯伊斯蘭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中央集權形式的哈里發(fā)帝國王朝，但當時，對邊遠地區(qū)，也常常是鞭長莫及。七世紀伊斯蘭教出現(xiàn)以后，周圍的文化如希臘文化、古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被引進到阿拉伯哈里發(fā)帝國，多元文化在這里匯合交融，促成了中世紀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繁榮輝煌，體現(xiàn)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

　　但是，地域跨度太大，各地區(qū)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發(fā)展往往也不平衡，容易導致諸多矛盾的產生。地形的完全開放，有利于通商貿易和文化交流，但也是兵家必爭之地，自古以來，西亞北非地區(qū)就是歷史上各軍事強國群雄逐鹿的場所。

　　關于—神論宗教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沙漠游牧民族中間，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有一段很好的分析。他說：“這是因為游牧民(貝都因人)生性野蠻，是彼此最難駕御的民族。他們粗魯、自尊心很強，有很大的抱負和強烈的權力欲望，所以他們之間的志趣愛好，很難取得一致。只有當他們中間出現(xiàn)的先知，來領導管理他們的時候，他們那種驕傲自大的態(tài)度和爭權奪利的欲望才會消失，變得容易接受領導和彼此團結一致。因為宗教就是要消除野蠻不開化狀態(tài)，克服驕傲自大的性格，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妒嫉和競爭狀態(tài)。如果先知來自他們民族內部，由他以真主的命令行事，來教育他們，指導他們，就能去掉他們身上的種種惡劣品行，取而代之的是種種優(yōu)秀品行，就能把他們聯(lián)合起來，伸張正義。而當他們團結起來，占據(jù)了優(yōu)勢和權力之后，他們就會成為接受真理、接受指導最容易和最快的民族，因為他們天性純潔，樸實無邪，沒有歪曲的心理。雖然他們曾經是生性野蠻，容易造成對他人的傷害，但同時他們也容易接受好的品質教育，使這些品質成為自己的品行，再沒有過去那些惡習劣行?！? [8]

　　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宗教，是尊重天性和順其自然的宗教。它教人以和平和善意待人，人要誠信，要寬容……等。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和平精神和思想。

　　第四，二者都是統(tǒng)一文化。

　　中國文化是經過長期積累的，農業(yè)人口聚居群體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農業(yè)生產的持續(xù)性保證了文化長期穩(wěn)定的發(fā)展，中國較早地就形成了統(tǒng)一的民族和統(tǒng)一的國家，也較早地產生了統(tǒng)一的文化。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國家也出現(xiàn)過動亂和分裂的現(xiàn)象，相對來說，這些現(xiàn)象都是暫時的，統(tǒng)一的政權和社會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占了絕大多數(shù)的歷史時期。統(tǒng)一的社會促進了統(tǒng)一文化的發(fā)展，統(tǒng)一文化又鞏固和加強了國家社會的統(tǒng)一。文化的統(tǒng)一性不是單一性，而是整體性，趨向性，反對分裂，反對背離。橫觀世界各國，在這樣遼闊的土地上，在這么多人口的社會里，在歷史上能夠保持這樣長期穩(wěn)定的統(tǒng)一國家，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例子。中國國家的統(tǒng)一和文化的統(tǒng)一是一致的，是相輔相成的。中國的人文思想一貫以人為本，人以道德為本，道德以誠信為本。所以，中國文化很注意培養(yǎng)個人的道德品質，只有個人修養(yǎng)良好，品行端正，才能去要求別人，管理別人，經過一步步的修養(yǎng)鍛煉，最后達到治理國家，治理天下。

　　阿拉伯文化也是統(tǒng)一文化，是由文化的宗教性質決定的。阿拉伯人統(tǒng)一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統(tǒng)一的語言——阿拉伯語，即《古蘭經》的語言，成為阿拉伯統(tǒng)一文化的主要特征。阿拉伯人文思想以宗教為主，以信仰為本，伊斯蘭教關于“創(chuàng)世、現(xiàn)世、后世”的基本教義，是穆斯林的最高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宗教信仰和教義告訴他們，“現(xiàn)世”是短暫的，是過渡的;而“來世”才是“永恒的”。伊斯蘭教是“兩世”宗教，因此追求“后世”，也不放棄“現(xiàn)世”，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一生追求的目標。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化的統(tǒng)一，凝聚了阿拉伯人的主要思想感情，所以有些阿拉伯學者認為，阿拉伯的統(tǒng)一性首先體現(xiàn)在文化統(tǒng)一性，而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社會的統(tǒng)一政治領導。這也符合阿拉伯國家的歷史和現(xiàn)狀，從歷史上來說，阿拉伯國家處于“分裂”狀態(tài)的時間要長于“統(tǒng)一”的狀態(tài)，但是永遠是“分”而不“裂”，就是因為宗教、語言等文化因素又把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

　　第五，二者都是韌性文化。

　　中國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又都是帶有極強韌性的文化。

　　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承受力和同化力，向外傳播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滲透力，接受外來文化又有“海納百川”的包容力和消化力。例如在古代，佛教誕生在印度，在本土佛教沒有立住腳，傳到中國后，卻在這里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佛教文化得到了發(fā)揚光大，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思想和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家思想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還彌補了儒家“不談神鬼，不談死”留下的空白。又如現(xiàn)代的馬克思主義，發(fā)源發(fā)展于歐洲，同樣，在本土沒有立住腳，卻在中國扎下了根，因為它提供的解決貧富不均的辦法，在中國行之有效。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是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兩個“永恒主題”之一，幾千年來，人類都在探索解決的辦法，始終未果。當然，中國吸收外來思想和文化首先是要“中國化”，這一點也是非常成功的，這就是中國文化包容力和同化力的表現(xiàn)。中國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宗教，中國古代社會的原始巫教沒有發(fā)展成為全國性的宗教。因為中國古代文明成熟較早，面臨各種問題較多，也較復雜，在實踐中先民們摸索到許多經驗和方法，形成了一整套學說，這就是早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出現(xiàn)的儒家學說，它完全代替了宗教在當時的作用。沒有全國性的宗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它是優(yōu)點，也是缺點。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也是韌性很強的文化，對各種文化有很強的滲透能力，也有很強的包容能力和識別能力?！耙了固m文化是阿拉伯帝國各民族共同締造的文化，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兼收并蓄，廣泛繼承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臘古典文化，把東西文化熔為一爐。伊斯蘭文化不是古代文化的機械組合，而是一個新的創(chuàng)造，在這個創(chuàng)造過程中，各種古代文化被融合為一種新文化，以伊斯蘭文化出現(xiàn)，這個新文化在各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 [9]

　　三、伊斯蘭文化在中國

　　公元651年，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西域的穆斯林是騎著駱駝或者乘船來到中國的，帶來的是西域出產的香料等貨物。也就是說，他們是商人，不是軍人。到今天，在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有10個，穆斯林的總人數(shù)超過兩千萬。有人說，伊斯蘭教在中國發(fā)展的很快，有人說不快，這是一個“相對而論”的問題。10個民族和二千多萬，的確是個不小的數(shù)字，但對于十三億人口來說，它所占百分比的數(shù)字就很小。伊斯蘭教是公元622年正式紀元的，20多年后即公元651年，已傳入中國，伊斯蘭教在中國和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和麥地那的傳播幾乎是同步的。而伊斯蘭教是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紀傳入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比中國晚了五、六百年，同樣也是通過商人傳播過去的，而今天印尼的穆斯林人數(shù)有一億多，占印尼全國人口的90%左右，成為全世界穆斯林人數(shù)最多的伊斯蘭國家。這樣比起來，在中國的發(fā)展就不算快了。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陳垣在分析中國回教(伊斯蘭教)情況時，認為“回教在中國不傳教”，“因不傳教，故不惹異教人之嫉視。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爭之歷史，在中國回教史上無有?！? [10]

　　我們知道，穆斯林每到一個地方，無論是通過武力征服去的也好，還是為了經商貿易去的也好，都會積極宣傳伊斯蘭教的，為什么“在中國不傳教”呢?!這就要從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分析。簡單的來說，當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已經是一個發(fā)達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經濟、文化空前繁榮，史稱“盛唐”。意識形態(tài)也比較成熟，儒家學說已有千年的歷史，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的主流。佛教在西漢時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得到發(fā)展，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它的“因果說”、“輪回說”和“善惡有報說”等教義，也能為中國人所接受。所以，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與沙漠地區(qū)游牧民族的部落社會狀況完全不同。另外，中國回族的先民從親身的經歷中認識到，孔子學說中的某些方面，與伊斯蘭教中的某些教義精神是一致的。當年，賽典赤·瞻思丁(公元1211-1279)執(zhí)政云南村，在修建清真寺的同時，也修建了孔廟和孔學堂。陳垣說：“云南之有孔子廟，本為回回人瞻思丁所創(chuàng)建?！? [11]明末清初穆斯林學者王岱興(約公元1584-1670年)、劉智(約公元1655-1745年)等人，更是精通“四教”，并用儒家思想來解釋伊斯蘭教義和蘇非派理性主義。所以，陳垣說：“中國回教不攻擊儒教?！薄盎亟掏綄τ诳鬃?，獨致尊崇，故能與中國一般儒生不生惡感。從未聞回教有受人攻擊?！? [12]中國穆斯林學者精通“四教”，著書立說，為的是闡述伊斯蘭教義和思想。兩種獨立的完整的思想文化體系，都有很大的包容力和承受力，但完全“融合”或者“同化”，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些少數(shù)民族由于長期接觸漢族文化和思想，完全接受了，并逐漸與之融合一起了。這種情況在回族身上沒有發(fā)生，雖然，回族在中國存在的歷史已有千年以上，至今仍然保持著本民族鮮明的文化特色和信仰特色。另外，在伊斯蘭歷史上，曾有些非穆斯林民族，來到穆斯林國家，他們是征服者，是勝利者，統(tǒng)治了伊斯蘭國家一段時間后，放棄了原來的宗教信仰，改奉伊斯蘭教。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國就是這樣。公元1258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1217-1265年)率領蒙古大軍，攻陷巴格達，完全徹底消滅了延續(xù)500年之久的阿拉伯阿拔斯哈里發(fā)帝國，創(chuàng)建了幅員遼闊的伊利汗國，到了第七代汗合贊(Ghazan，1295-1304年在位)時，卻宣布放棄原來的佛教信仰，改信伊斯蘭教，“汗位”改為“素丹”，他自己也更名為“馬哈茂德”(Muhmud)，并下令汗國境內的蒙古人也都這樣做，于是有十五萬帳蒙古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這時距旭烈兀攻陷巴格達還不到50年。所以，陳垣說：“在中世紀時，回教雖被蒙族兵威所征服，而蒙人后裔竟?jié)u次為回教勢力所薰陶，其同化力之強，不可思議。” [13]在伊斯蘭教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止一個。但是，這種情況在中國沒有發(fā)生，沒有聽說在中國內地的某個地區(qū)或地方，由領導人率領眾人集體皈依伊斯蘭教的。中國回族先民可能也想過走“上層路線”，說服執(zhí)政者改奉伊斯蘭教，下屬廣大臣民追隨其后。如果這樣做，純屬徒勞，因為兩者的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中國回族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中國回族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刈迨褂弥袊ㄓ玫臐h語言和漢文字，回族崇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富有愛國精神，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中國回族實際上是直接受到兩種思想和兩種文化的影響和教育。中國回族先民在融會貫通伊斯蘭思想和儒家思想方面，有許多創(chuàng)新和獨到之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理論和觀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樹立了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間交流和對話的典范。

　　我們說，伊斯蘭教是在公元651年傳入中國的，只是為了給這一歷史事件，在時間上的一個界定，因為這一年是唐永徽二年，有了阿拉伯人到中國朝貢的最早官方記錄，而且也是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出現(xiàn)以后不久。白壽彝說：“大食朝貢使之最早記錄是永徽二年，就是普通所認為回教傳入中國的一年。其實，大食朝貢使到中國來，是一件事;回教傳入中國，是又一件事。我們說，回教傳入中國，與大食商人或大食朝貢使有相當關系是可以的。但要一定說回教傳入中國，與某次朝貢使有關，是不可以的。并且，大食朝貢使雖于永徽二年始來，但在這一年以前，誰也不敢說，沒有回教人到中國來過啊!” [14]

　　在伊斯蘭教出現(xiàn)以前，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很早就有了來往。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漢張騫(卒于公元前114年)兩次出使西域，到了中亞和西亞許多國家，并聽說有一個叫“條支”的國家，在西邊更遠的地方。兩百年后，到了公元97年，西域都護使班超(公元32-102年)曾派大將甘英出使大秦，到了條支。“條支”是當時的“塞琉古王國”，也稱“敘利亞王國”，也就是現(xiàn)在西亞地區(qū)的阿拉伯國家。具體的來說，“條支”是一個城市的名字，是指當時塞琉古王國的都城安條克(Antiochia又譯安提俄克)即現(xiàn)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亞(Antakya)，位于敘利亞的北邊，在阿西河(奧倫特河)的左岸，是一座山城。安條克在公元前308年，為塞琉古一世(Seleukou I，公元前355年-公元前280年)所建。它位于地中海東岸，是當時重要的商業(yè)城市和海陸交通樞紐。這里也是陸上絲綢之路西部的一個終端和中轉站。從這里，出海可達地中海南北沿岸各國和歐洲沿大西洋海岸國家;而經陸路北上，可達土耳其和歐洲內陸國家。塞琉古王國極盛時期版圖很大，西起小亞細亞和敘利亞，東至伊朗高原東部的廣大地區(qū)。后來國勢日衰，東部(大夏)和中部(安息)先后獨立，僅剩下西部敘利亞地區(qū)。又持續(xù)了很長時間，這里便是中國史籍中通常所稱的“條支國”。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國最后被羅馬人徹底摧毀，這里成了羅馬帝國的敘利亞行省。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這里是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一個行省。公元640年，阿拉伯人打敗了拜占庭人，這里成了阿拉伯哈里發(fā)帝國的版圖。所以，公元97年，甘英到達“條支”的時候，那時這里已是羅馬帝國的版圖了。也就是說，甘英到了大秦國(羅馬帝國)。他“臨海欲渡”的“?！笔恰暗刂泻！?，也稱“西?！?。因為“海水廣大……英聞之乃止”，就是說，他沒有乘船渡地中海，到當時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城去。這些情況與與中國史籍中的記載也是基本一致的?！逗鬂h書·西域傳》說：“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臨西海。”《史記·大宛傳》說：“條支在安息西數(shù)千里，臨西海?！倍怒h(huán)的《經行記》中也說：“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shù)千里。亦曰大秦?！瓌俦s有百萬，常與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薄胺魅H國”指西亞地中海沿岸地區(qū)，即古代稱為腓尼基的地方，當時屬于羅馬帝國?！胺魅H”可能是“腓尼基”(Phoenicia)的訛音?！吧粐敝傅氖菙⒗麃喌貐^(qū)?！吧弧?Shan)即“Shām”也，現(xiàn)在大馬士革仍稱“Shām”。后來，唐宋史籍上稱的“大食國”指的也是這個地方，另外加上阿拉伯半島(al-Jazirah)。所以，杜環(huán)在《經行記》中說：“大食國，又曰亞俱羅”?！按笫场币辉~是由“條支”(Antiochia安條克)一詞演變過來的，“亞俱羅”一詞是“半島”的阿拉伯語發(fā)音“al-Jazirah”演變過來的。當時阿拉伯哈里發(fā)帝國是阿拉伯人沖出“半島”占領了西亞廣大地區(qū)后建立起來的?！鞍雿u”是他們的“本土”，而“阿拉伯”一詞的本意是“游牧民”，與現(xiàn)在常用的“貝都因人”一詞同義，當時他們是不用的。

　　這也就是說，早在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數(shù)百年，中國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就有了許多來往，彼此并不陌生，所以穆罕默德先知說：“要尋求知識，哪怕它遠在中國!”。唐宋時期，也就是公元七世紀至十二世紀，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使節(jié)和旅行家等，沿著絲綢之路和香料之路，從陸地和海上進入了中國的西北部和沿海沿江城市。他們在長安、開封、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城市落居，史書稱他們?yōu)椤稗汀?，也就是“外國僑民”。后來，他們久居不歸，許多人與當?shù)厝送ɑ?，娶妻生子，他們的后代被稱為“土生蕃客”，也就是“具有中國籍的原外國僑民”，他們可以算做是中國穆斯林的先民。他們居住的地方，都有清真寺，以清真寺為中心，形成穆斯林居住小區(qū)，稱為“蕃坊”。他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一代一代傳下去。到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伊斯蘭教傳入了中國，并扎下了根。這一時期來華的穆斯林都比較富有，有一定的宗教和文化知識，思想品德修養(yǎng)較高，熱愛科學文化知識，這種傳統(tǒng)一代代傳下來，至今仍可看到這種遺風。當時他們接觸到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就學習它，掌握它。這種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和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循序漸進和潛移默化中進行的，但也是很有成效的。在唐朝中期以后，在中國的史書中，就有了一些頗有名氣的穆斯林文人學士的記載。陳黯在《華心》一文中載：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盧鈞為嶺南節(jié)度使時，曾推薦大食國(阿拉伯)人李彥昇于朝，宣宗令禮部策試其才。次年，授進士及第?！敖駨N也，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帥(盧鈞)，帥故異而薦之?！? [15]?？梢娎顝N是一位從海外來華的穆斯林后裔，他努力學習漢文化，成為“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禮義”的“中國化”了的知識分子，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以進士第名顯”的中國回族先民的一個知識型典范。李珣(約公元855-930年)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穆斯林詞人，祖籍波斯，先祖來華貿易(藥材、香料)而定居，從唐帝姓改姓李，“安史之亂”時遷居蜀，曾舉秀才，但未從仕。他著有《海藥本草》，宋代唐慎徽的《證類本草》和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曾加引用。李珣善寫小詞，題材廣泛，風格樸實，富有勞動和生活情趣。所以《歷代詞人考略》中說：“李秀才詞，新疏之筆，下開北宋人之體格?！贝嬖~54首，收于《花間集》和《唐五代詞》。李珣之妹李舜弦，是中國第一位穆斯林女詩人，五代十國時，前蜀第二主王衍在位時(公元919-925年)選入宮中，立為昭儀?，F(xiàn)存《隨駕游青城》、《蜀宮應制》和《釣魚不得》三首，收入《全唐詩》中。她的詩情景交融，富有聯(lián)想。所作七絕《釣魚不得》即蘊含哲理：

　　盡日池邊釣錦鱗，

　　菱荷香里暗消魂。

　　依稀縱有尋香餌，

　　知是金釣不肯吞。

　　從同時代的非穆斯林的中國文人的作品中，也可看到這些先民的活動情況。杜甫(公元712-770年)在《解悶》十二首其二中寫道：

　　商胡離別下?lián)P州，

　　憶上西陵故驛樓。

　　為問淮南米貴賤，

　　老夫乘興欲東游。

　　唐太宗大歷元年(公元766年)，詩人杜甫流寓四川之夔州，身滯西陲，心系中原，當他看到一伙“商胡”聚會餞別，有人要順江而下去揚州時，杜老東歸之心油然而生，便向“商胡”打聽江南人民的生活狀況，柴米油鹽貴賤如何，于是就寫下了這首詩。杜甫在夔州居住不到兩年，創(chuàng)作卻十分豐富，成詩四百余篇，占杜詩全部的七分之二強。從回族史角度來看，這首詩真實地反映了回族的先民——商胡，在唐代的商業(yè)活動情況，他們的足跡已遍及大江上下，離難中的杜甫，向商胡打聽東南社會情況，足見商胡在當時商業(yè)活動的范圍和程度。

　　到了宋代，回族先民的“華化”趨勢加速，除了詩人，還出現(xiàn)了穆斯林的畫家、醫(yī)藥學家、科技學家等。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和米友仁(1074-1153年)父子，祖上也是來自西域的穆斯林。米芾是北宋書畫家，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等。家世居太原，后遷湖北襄陽，定居江蘇鎮(zhèn)江。宋徽宗召為書畫學博士，曾官禮部員外郎。能詩文，善書畫，精鑒別。行、草書得力于王獻之，用筆俊邁，有“風檣陣馬，沉著痛快”之評。與蔡襄、蘇軾、黃庭堅合稱“宋四家”。山水畫從董源演變而來，不求工細，多用水墨點染，人稱“米點山水”。自稱“信筆作之，多以煙云掩映樹石，意似便已”。突破了勾廓加皴的傳統(tǒng)技法，開創(chuàng)獨特風格。畫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和“米派”之稱。亦作梅松蘭菊等花卉畫，晚年并畫人物。存世書法有《苕溪詩》、《蜀素》、《虹縣詩》、《向太后挽詞》等。著有《書史》、《畫史》、《寶章待訪錄》及《山林集》等。

　　米友仁是南宋書畫家，一名尹仁，米芾長子，人稱“小米”。早年即以書畫知名，1122年，應選入宮掌書學，南渡后，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宋高宗曾命他鑒定法書。善行書。在山水畫上，發(fā)展了其父米芾的技法，用水墨橫點寫煙巒云樹，運筆草草，不失其真，自稱“墨戲”。對后來山水畫中的筆墨縱放很有影響。存世畫跡《瀟湘奇觀》、《云山得意》等圖。

　　有詩集流傳于世的宋代穆斯林詩人有蒲壽宬，先世為中亞穆斯林，先居廣州，后遷徙至福建泉州。壽宬自幼學習詩文，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任廣東梅州知州，為政清廉，有詩贊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所以，蒲壽宬又有“心泉”之號。他熟悉中國歷史和文學，擅長五言、七言、律詩、絕句等多種詩文。著有詩集《心泉學詩稿》4卷，收入《四庫全書》中，總計222題288首。題材廣泛，詩風質樸清新?！端膸烊珪偰刻嵋贩Q：“今觀其詩，頗有沖淡閑適之致，在宋元之際猶屬雅音?！逼褖蹖k詩作達到很高的造詣，可見其“華化”之深刻。他曾作《示兒》一詩勸兒讀書：

　　種谷一歲事，讀書一生期;

　　方春不下種，竟歲堂餒饑。

　　少年不向學，終身成愚癡;

　　饑猶一家愁，愚被眾人欺。

　　彼蒼會吾父，爾輩得令師;

　　欲速成揠苦，計日如耕籽。

　　程文國有式，體制須及時;

　　弱冠無所聞，出語人見嗤。

　　爾勞我則恤，我憂爾奚知;

　　中夜不惶寐，作此勸學詩。

　　元朝時，來中國的西域穆斯林，比唐宋時期，不知多了多少倍。因為，這時候的中國和中亞、西亞等許多國家，都在蒙古帝國的同一個體系內，來往很方便。而且蒙古人是“先西征，后南下”的，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在1219-1260年間，發(fā)動了三次大規(guī)模西征，并于1258年，徹底摧毀了阿拉伯阿拔斯哈里發(fā)帝國，勢力一直擴張到地中海東岸。然后將版圖內的中亞和西亞的穆斯林，一批批征兵入伍，編入“探馬赤軍”，參加蒙古軍隊征服和統(tǒng)一中國的戰(zhàn)爭，總的人數(shù)有幾十萬之多。主要是軍士，也有工匠藝人，學者和宗教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他們到中國后，戰(zhàn)時應征入伍作戰(zhàn)，平時屯田耕牧。他們駐防的地方以西北陜、甘、寧為主，也有遷往中原，西南和東南地區(qū)的，“元時回回遍天下”指的就是這種情景。中國統(tǒng)一以后，他們便在駐地定居下來，發(fā)展自己的事業(yè)和專長，也開始接觸漢文化，大體上，從第二代、第三代開始，也就是元朝中期后，就有許多回族知識分子，用熟練的漢語從事文化工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許多著名人物，有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有文人和詩人，例如：

　　賽典赤·瞻思丁(公元1211—1279年)原籍中亞布哈拉人，是“圣裔”(穆罕默德先知的后代)。隨蒙古軍隊東遷至中國后，先后任北方各地的軍事和行政長官，政績顯著。公元1274年，到云南出任第一任行政長官，他積極改革行政體制，理順上下級關系;又積極發(fā)展農業(yè)，興修水利，促進農業(yè)生產;修建道路橋梁，促進物資交流;修建學校，發(fā)展教育;修建清真寺，傳播伊斯蘭教;也修建孔子廟、明倫堂，宣揚儒學;他對云南地區(qū)各少數(shù)民族，采取“疏導”和“團結”的政策，秉公處理各種案件，使之和睦相處。所以，他還是中國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積極交流者，也是民族和諧團結的促進者。

　　元明以來，中國回族人物輩出，白壽彝主編的《回族人物志》(四卷)，收集的中國歷史上回族知名人士近千人。他們都是兩種文化的傳承者和交流者，并為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為不同體系的思想文化交流樹立了典范。

　　【注釋】[1]. 參閱《東方文化史話》，黃山書社1987年。[2]. 參閱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3]. 李慎之：《數(shù)量優(yōu)勢下的恐懼——評亨廷頓第三篇關于文明沖突論的文章》，《太平洋學報》,1997年第2期。[4]. 參閱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5]. 《論語》7：21。[6]. 《論語》11：12。[7]. 《莊子?齊物論篇》。[8]. 伊本?赫勒敦：《歷史緒論》阿文版151頁，貝魯特黎巴嫩書店出版，1990年。[9]. 楊懷中、余振貴主編：《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頁。[10]. 參閱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1]. 參閱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2]. 參閱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3]. 參閱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4]. 白壽彝：《中國伊斯蘭史存稿》，第1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15]. 《文苑英華》卷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