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還原歷史真相
——訪“中國第一行走記者”唐榮堯

　　人物簡介：唐榮堯，獨立精神與田野考證結合的中國人文寫作倡導者與實踐者，徒步10多個省區(qū)考察探究西夏王朝的來龍去脈和西夏后裔去向、獨立完成對黃河的人文考察、獨立完成“伊斯蘭文明的中國之旅”，被諸多媒體稱為“中國第一行走記者”。出版西夏學研究專著《王族的背影》、《王朝的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西夏史》《大河遠上》、《中國新天府》、《月光下的微笑》、《西夏帝國傳奇》、《影像青海湖》、《西夏王朝》等書。

　　一：唐榮堯與《神秘的西夏》

　　記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決心開始紀錄片《神秘的西夏》的創(chuàng)作？

　　唐榮堯：在拍攝這部紀錄片之前我已經(jīng)做了10多年的西夏研究了，也出版過6本關于西夏學的書。2014年3月中旬，一個關于西夏的機遇再次降臨，我國著名的導演金鐵木先生，先后派人找過我，他自己也打過電話，還專門跑到銀川來找我。這種對西夏的執(zhí)著精神和態(tài)度感動了我。我本來是做文字工作的，現(xiàn)在要做電視，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zhàn)，這個跨界挑戰(zhàn)是來之不易的。

　　記者：請談談您這部紀錄片的思想藝術價值和現(xiàn)實價值？

　　唐榮堯：在見到金鐵木導演之前，我和他有過電話溝通，見面后又有了現(xiàn)實生活中的探討，經(jīng)過思想的碰撞，這部記錄片大概做成什么樣的藝術品，心里有個逐漸清晰的方向：是一個具有史實性的、中國目前體量最大的紀錄片。

　　這個片子挖掘了一個輝煌王朝的文明，給曾經(jīng)一個彪悍的王朝忽然的消失一個說法，對一個曾經(jīng)遭受的歷史不公正待遇的王朝找到了一個席位。我覺得這就是它的現(xiàn)實價值。

　　就藝術價值而言，導演金鐵木先生提出了用電影思維打造高端電視記錄片的想法。里面運用了很多的電影的思維、手法和畫面來完成這個片子，從這個角度說它的藝術價值是毫無置疑的。它建立了這個紀錄片最精粹的那一面。

　　紀錄片的精神、紀錄片的本質我們要是堅守的，但是我們也要有突破和創(chuàng)新、要有想法、要借鑒電影藝術的表達手法，這幾種思維的融合就是它的藝術價值。

　　記者：紀錄片中確立的西夏歷史故事主線是什么？

　　唐榮堯：我們沒有按時間順序把西夏王朝的故事講下去，就像一個金字塔要從不同的方位，去看它，前面看是一種造型后面看是一種效果。我們是從幾個方面去表現(xiàn)西夏的，比如說我們有女性這一集，西夏的女性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她的社會地位是什么？她對愛情的態(tài)度是什么樣子？她對當時宗教和戰(zhàn)爭，這兩個很不兼容的要素體現(xiàn)在一個人身上時，西夏女性是怎樣把她擺平的。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這是我們片子中提到的。她們?nèi)绾卧趹?zhàn)爭中以少勝多？在強敵的環(huán)境中她如何崛起？所以說我們不是按照時間線索而是按照一個王朝的故事，就像一個磚一個瓦，西夏遺留下來的就是一地文明的碎片，把它能巧妙地粘合起來就是一個好的藝術品吧。

　　記者：參與了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后，您有哪些感受和體會？

　　唐榮堯：做紀錄片，真的是拍一次會掉一層皮的，這是我最大的感受。另外一個感受就是，當你熱愛一項工作時，即使你對它恨之入骨，也會繼續(xù)下去，因為恨有多深愛就有多深。對于紀錄片撰稿來說，如果有好的題材我還是會繼續(xù)接受。第二個就是做一個好的紀錄片，是真的不容易，它有導演的智慧、攝像的辛苦、后期制作的聰明才智，還有后勤人員默默的付出，這才能成就一個紀錄片。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非常講究傳遞寫作精神的一項工程，或者是一個藝術品。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爭執(zhí)、討論。在青藏高原上我們經(jīng)常發(fā)生這種事情：凌晨4點爬起來，熬夜拍攝、晚上兩三點睡覺。這一路，我們這個團隊締結了深厚的友誼。第三點，目前在我們國家紀錄片沒有歸為很大的一個藝術門類，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有這樣的意識，給紀錄片的平臺和空間還是比較少的，投資方也很少，沒有人愿意投，因為它不是商業(yè)電影。我呼吁：能夠給紀錄片一個更大的平臺。

　　記者：您對這部紀錄片有怎樣的預期效果呢？

　　唐榮堯：作為一個編劇，我以一種靜靜的心態(tài)，等著大家的裁判。之前我們也有看過一些表現(xiàn)西夏題材的紀錄片，前人的努力是很艱苦的；但是今天的我們很自信，因為我們的攝影器材畫面音質技術手段是前人所達不到的。從宏觀史實大的定位上，也有很大的突破。思維上的突破，表達上的突破，觀點上的突破。尤其是我們的導演，不停的挑剔，不停的否定自己。于我個人而言，是在等待著觀眾的批判，也在等待著時間的檢驗。

　　記者：之前校內(nèi)采訪發(fā)現(xiàn)，很少同學關心西夏歷史，就這個而言學校要如何培養(yǎng)學生對歷史的關心呢？

　　唐榮堯：很少有同學去關注？從另一個層面去分析，這是好事，我們不能要求全國人民都去關注西夏，因為對它的接近應該源于一種愛好，我們沒有權利要求別人非得喜歡這個或那個。我覺得不是這些學生的問題，是作者的寫作問題，我們的作者寫出來的東西干巴巴的，把資料堆上去就成了一本西夏史，沒生氣，沒有自己的判斷，表達的時候很枯燥不會講故事。所以呢，不能怨別人，我憑啥要看你這種東西呢？書不好，你不能怨學生或讀者不看，也不能怨學生的鑒賞水平不行，是書本身不行。

　　二：爭議：紀錄片or大片

　　記者：在觀看紀錄片的過程中，觀眾有一種看電影的感覺，會不會讓人覺得這不是紀錄片？那么紀錄片與電影的區(qū)別在哪兒？

　　唐榮堯：是這樣的,作為一種好的藝術品，紀錄片很少有商業(yè)屬性，它不像電影，電影有明顯的商業(yè)屬性，要求大家把錢掏上坐在電影院。一個好的紀錄片放在電影院觀賞的時候，那種感覺會很好，因為我們拍攝這種東西的攝影器材是拍電影的器材。高清畫質，如果放在電影院觀看，效果會更好，沒有人說紀錄片不能進電影院，只是我們國家，或者是全世界的電影院是講究商業(yè)價值的，而紀錄片基本上是給大家提供一種免費的文化盛宴。

　　紀錄片一般都是在電視上看，在家里看不舒服，你可以大聲評論哪個演員怎么樣，電影卻不行，因為在電影院看時，你高聲喧嘩會影響到別人的吧。在《神秘的西夏》中，我們運用了很多特技鏡頭，我們的故事處理方式，我們對這個王朝衰落的過程，有一種內(nèi)在的邏輯關系。這能使大家感覺到，哎呦，這完全像一個故事。當然，里面有一些現(xiàn)代先進的技術表現(xiàn)，然而，我們不是簡單的講故事，而是很優(yōu)雅、很高級的講故事。其中摻雜了跳躍性的手法和巧妙的表達。我覺得呢，不應該是矛盾的，是一種享受，在整個片子中沒有講歷史知識的，而是很抒情的表演。這保持了金鐵木導演一貫的抒情風格。

　　記者：我們看到了《神秘的西夏》的宣傳片，有一種在看電視劇的感覺，視覺效果很強，讓人覺得這不是紀錄片，而有損歷史的真實性？

　　唐榮堯：我覺得這種擔心是不需要的，因為紀錄片作為一種電視的表現(xiàn)方式。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說：這就是紀錄片那不是紀錄片。紀錄片在過去20年也沒有，它也是新興的東西，既然是新的東西，就充滿了未知和挑戰(zhàn)，對吧？我們有權利和義務去不斷的完善它。

　　那么紀錄片的本質呢，我個人認為它是一種真實的再現(xiàn)。我們在這個片子里面沒有胡編，我們的每一個故事都是有歷史事實的、有出處的。文言文和現(xiàn)代文不一樣，而且它沒有畫面，我們在把它翻譯成白話文的過程中，進行藝術想象和藝術加工，可以說把紀錄片的真實性盡可能低還原出來。第二個，這個紀錄片的本質就是我們要盡可能的復原西夏王朝的輝煌，盡可能復原這個王朝歷史的概況。我們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史料記載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藝術家的想象能力，運用電視表現(xiàn)手法復原一個西夏王朝的概貌和輪廓，我覺得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紀錄片，反而是對紀錄片探索過程的一種完善。我認為這個片子有可能會引起電影界或者紀錄片界的爭論，在拍片子之前呢，我和導演也有想過，這樣拍攝出來的是紀錄片嗎？紀錄片能這樣表現(xiàn)嗎？后來我們就想，如果紀錄片都要按照教材，紀錄片也不能前進。

　　記者：你認為什么是好的紀錄片?本片好在哪兒？

　　唐榮堯：所有的紀錄片為了記錄一個事而做一個呈現(xiàn)和表達，我覺得那就會顯得很低端了。所有優(yōu)秀的紀錄片，對歷史人文題材挖掘的，它對當下應該有很好的借鑒意義，也就是古人講的以史為鑒嘛。我們做的這個片子呢，看完以后，就會明白現(xiàn)在的中國要強大，就像要明白西夏王朝為什么要崛起的原因，以及它為什么衰亡呢？它衰亡的原因，對于我們當下的社會有著怎樣的借鑒。西夏，處于遼、宋、金、蒙古等強大的帝國或軍事勢力包圍中，它的外交政策、它的外交智慧是怎么出現(xiàn)的，這些對于當下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軍事文化外交有怎樣的借鑒？再比如這個片子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如果單純?yōu)榱水嬅娴拿篮?、或者顯示古代王朝曾經(jīng)是多么的輝煌，那么我覺得片子可能會失去終極價值或者是和當下的一種關聯(lián)。

　　三：我就是愛行走

　　記者：您為什么對西夏歷史感興趣？

　　唐榮堯：我是甘肅人，10年前作為人才引進來到寧夏，我從小喜歡文學和歷史，我的職位是一名記者，記者的本能就是要善于發(fā)現(xiàn)，提問是記者的天職，要善于提問，對西夏歷史一點點了解下來，一個個線索出來：內(nèi)蒙古高原上有他們的軍營、敦煌有他們創(chuàng)作精美的藝術作品、青藏高原上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宗教源頭、安徽、河南等地有他們的后裔等等。興趣一直領著我往前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中國不缺少知識分子，但缺失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有公益性質的，沒有個人利益在里面的，這種作者多不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嗎？

　　記者：您是《神秘的西夏》總撰稿人，有人說您是一個專家型記者，您覺得是嗎？

　　唐榮堯：我覺得是屬于一個善于提問題的記者吧，有人提出過這種記者是學者型記者，因為專家是在某一個方面已經(jīng)研究的非常透，很專，家是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思維方式，比如思想家、哲學家、作家，我們中國人把這個詞給弄爛了。這個家我是不敢領授的，但是學者我愿意接受，因為學者有兩種概念，第一種：是擁有學問。第二種：是學習的人。我想，首先我是個學習的人吧！

　　記者：有人稱您是“中國第一行走記者”，您覺得您的行走經(jīng)歷和你成為專家型記者有怎樣的聯(lián)系？

　　我的行走是帶著目標和方向去行走的。比如說我?guī)е鴮ふ椅飨氖返姆较蛐凶?0多個縣，為了考察黃河寫《大河遠上》這本書，從黃河的源頭跑到了它的入?？?，為了考察伊斯蘭的文明在中國的演變，我從帕米爾高原出發(fā)一直到西安，完成了《月光下的微笑》。我這種行走帶著文化內(nèi)涵和方向的行走，不是那種游客的行走。這樣下來就能和學者掛上鉤的。行走的過程就是為學者源源不斷的提供眾多的學術營養(yǎng)。否則學者會空的，不沾地氣。

　　記者：您覺得在考察西夏史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你是怎樣克服的？

　　唐榮堯：我是做田野調查的，最困難的就是沒有錢，常常借錢。別人叫我“中國第一行走記者”，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叫法，我們也不能剝奪別人怎么稱呼你的權利。

　　是愛好支持著我一直往下走，時間長了，愛好就變成一種責任了?！抖氖贰分袥]有西夏史，很多人都不知道它，要替它找一個說法。這個過程中可能有一種擔當。我要寫西夏史，寫的好壞先不說，但至少把這個磚頭扔出去，讓更多的學者來完成。我覺得個人的興趣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擔當促使我完成它。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我記得2004年去喜馬拉雅山考察時，一個多月的時間，整天是方便面為主，一口菜也吃不上，當時整個牙齦全出血，因為缺少維生素，但是能怎么辦？咬著牙往下走唄。在高原上行走時，帶著一把小刀，高原上至少還有草，有時挖著草吃，反正餓不死。沒錢的時候，我就經(jīng)常接活寫稿子，弄點錢，有錢了就繼續(xù)行走。

　　記者：您有沒有想過放棄呢？

　　唐榮堯：沒有，從來沒有。我當時倒是想過要放棄工作，實在不行領導就開除我唄，反正我就這樣，我愛行走。

　　記者：據(jù)《中國民族報》的報道，您經(jīng)常外出考察曾引起了家人朋友和單位的不理解，這種不理解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您是如何化解這種不理解的？

　　唐榮堯：有啊。不理解的多了，到現(xiàn)在為止我的妻子還說：“你這是何苦呢？你完全可以過的舒適些，為什么要這么累呢？”我在學校做過教師、宣傳部做過公務員、報社做過主任、執(zhí)行總編、總編，但都辭掉了，別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但我覺得這不是我的追求。他們可能覺得我是在自虐吧。但我認為我喜歡為江河立傳、為消失的王朝立傳，我提倡融合人文歷史和人文地理相結合的人文寫作，也是中國人文寫作的忠實實踐者，我目前完成的十幾本書，幾乎全是人文類的，它需要在研讀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深入田野進行調查。這種穿梭于書齋和田野的做法，會讓很多人不解。他們代表大多數(shù)正常人的眼光，而我是異類的、不正常的。但是現(xiàn)在一個成果出來的時候，別人說還不錯啊、出名了。但是他不知道這個出名是建立在誤解或者是不理解的基礎上，是付出大量心血的，如果心里有目標、有堅定的東西就忍受著、默默的把它做下去。

　　記者：您以后還會繼續(xù)行走嗎？方向在哪兒？

　　唐榮堯：當然還會繼續(xù)行走，近期的一個目標是：考察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永順縣。因為永順老司城遺址申報了世界文化遺產(chǎn)。今年是重走新疆境內(nèi)天山以北到阿爾泰山再到內(nèi)蒙古、甘肅和新疆交界的馬鬃山，那是一片游牧者的天地，也是伊斯蘭文明和游牧文明對話、融合的地方，我是為了自己的“伊斯蘭文明的中國之旅”的第二本書《青草間的信仰》一書的寫作，重新去采訪、游歷、拍照的。(張雪 張其超 海平)